大年初二香港因为警察扫荡小贩发生冲突事件。我自己对于香港不算了解，不想轻率发表言论，但关于“小贩可以发言吗？”的争论，确实值得探讨。日前《端传媒》上一篇《小贩作为他者──被忽略的自我表述》，指出我们应该正视小贩的观点，这是重要的。但该文提到史碧华克（Spivak）的《从属者可以发言吗？》一文，声称 Spivak 反对知识分子为底层或从属者代言，却是误会了。

Spivak 的《从属者可以发言吗？》从1988年发表至今，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却依然引起各种误解。比较常见的误解是认为， Spivak 否定了从属者发言的能力与效力；以为她主张知识份子不应该代言，则是另一种误解。事实上，Spivak 一直以来想避开的正是这两个极端。从属者如果不能发言，那是因为整体结构，欠缺让他们的发言有效的制度条件，而不是由于他们任何内在的欠缺。知识分子如果不宜僭越发言权，那是因为更重要的是协助建立，让从属者可以有效发言的条件。而这些条件之一，必然也包括了知识分子投入，更适切地描绘与呈现从属者或边缘群体。

所谓的“代言”，在中文的语境里很容易落入单面向的陷阱。Spivak引述马克思《雾月十八》指出 Darstellung 和 Vertretung 的差别，前者主要是“加以呈现与描绘”，后者则有“代表或代言”的意味。两者紧密相关，但也存在重要区分。如果混为一谈，就会有操弄与僭越的危险。英文 representation 同时包含了上述双重意思，一方面是政治上的代言，一方面是艺术上的描绘。以中文语境来说，“呈现”一词比较可以同时包含其中的双重意义。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确实不必执著于所谓的“代言”，也无法充分代表从属者，但这绝非意味着，你可以卸除政治与伦理上的责任，甚或空口说白话地宣称：他们可以自己发言，谁都无法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