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德里乘火车到达塞维尔（Sevilla），看见月台上有电视台记者一直拍摄下车的乘客，心忖不知与什么公众人物坐上同一列车。甫下车，却见几十人突然撑起雨伞，才恍然大悟这是西班牙朋友为我接风，也是向雨伞运动致敬。被杀个措手不及，我半带哽咽感谢他们对争取民主的港人的鼓励。

这次到西班牙南部几所大学演讲，实在是奇妙之旅。一位塞维尔大学传播学院的教授去年被她的中国朋友邀请到香港重聚，远在西班牙的她一直关注中国人权状况，且非常敬佩刘晓波、陈光诚、浦志强等人展现的勇气和人文价值。雨伞运动爆发，让她非常震动，但在香港金融界工作的老朋友却认为占中三子撕裂社会、教坏下一代。一个下午，这个教授来到我办公室，我们从占中的初衷、年轻人的无畏无惧、占领后的秋后算帐，一直谈到中国的前景。谈着谈着，忽然见她热泪盈眶，原来她独个儿在西班牙已为港人争取民主哭过多次。数个月后，黄之锋和我被邀在她任教的学院以录像作开学礼演讲，这次来举伞接车的，不少是她的学生，是西班牙未来的新闻工作者。

乌纳穆诺、高弟与林兹

许多人问我是否第一次到西班牙，其实我和他们的国家和文化一直有着奇妙的联系。不单是少年时被斗牛勇士所震摄，或者后来被佛兰明高的激情和哀愁所感动，西班牙一些人物更对我的成长有莫大的启发。大学时我醉心宗教，但看坊间的培灵书籍却感味如嚼蜡，唯有读到西班牙神学家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的《生命的悲剧意识》却像圣保罗被雷撃一般，必须真诚地面对存在的种种困境。人认为信仰不能自足而求诸理性，而理性却又倒过来否定信仰。生命与理智之间的争斗是悲剧的本质，但受苦却又是智慧之源。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作为神学家的他难以认同反对教会的左翼共和派，但他亦无法支持佛朗哥的右翼法西斯，结果在夹缝中备受攻击却在狂飚的风潮中保存良知与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