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9．28雨伞运动爆发一周年，传媒都在做回顾专访，检讨运动得失。其实许多组织者刚从情绪低谷中走出来，占领恍如昨天的事，一周年应该庆祝还是哀悼，颇是迷惘。

黄仁宇说论断历史，最好有500年的区隔。当年马丁路德金在美国南部以公民抗命争取黑人平权，几多人攻击他摧毁法治和破坏社会和谐，连华盛顿一些开明的政客都批评他卷入太多青少年，更有教友写信给他说上帝既造黑人和白人，上帝就是支持种族不平等。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已有较成熟的眼光看待公民抗命，也就觉得当时一些评论不值一顾。

又譬如今天我们读汉娜鄂兰的《邪恶的平庸》，觉得她将纳粹刽子手艾希曼描述成一个只懂“依法办事”，忠诚执行上级命令的庸碌官僚，是对于人们“拒绝思考”而沦落为邪恶的共犯的最深刻批判，而不知道当年她在《纽约客》发表此文时被攻击得体无完肤，说她为纳粹辩解、将受害人变成加害者（因她指出一些犹太组织领袖实质是纳粹共犯），结果众叛亲离，几乎丢了教席。就像今天在七警滥用私刑、占领者被打到头破血流后，有人敢说不要将执法者说成是黑警，其实他们动手时都没有邪恶的动机，只是缺乏能力去分辨公民抗命与一般违法，要怪的是上层官员的奸诈和植根在低层社会的愚昧，又有多少人能接受这种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