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调地在抗战胜利70周年大搞阅兵，香港的梁振英政府亦颁令9月3日特别放假一天，为的是与中国看齐，让市民一同感受国家苦难，增进香港人的中国认同。可是，事与愿违，不少着意于拉开香港本土认同和中国认同的本土派，反而趁机会重新探讨香港本身的“抗日”历史，甚至恢复“香港重光”的纪念活动，并由此而再度点燃人们的好奇心，探讨香港在英治殖民和日本占据的夹缝之间的独特经历，强化中国经验和香港经验的差距。这些活动的规模虽然仍然很小，但却引起了不少的流传与讨论。

事实上，一般而言，从塑造国族身份的角度，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比起诉诸民族苦难的回忆更为有效，因为共同的灾难、共同的抗敌经历，往往是营造国族作为一种“想像共同体”时最直接可用的文化资源。而事实上，在九七之前，香港人虽然是英国统治的殖民地，但1940年代“三年零八个月”沦陷于日军铁蹄下的记忆，早已牢记于市民心中。这点香港人的“抗日意识”一直支撑着有着香港独特色彩的中国认同，否则我们不会在70年代就有先于全中国的“保钓”运动。在“抗日”这个角度来看，一直以来，香港人意识和中国认同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很大。因为有了“日本”这个共同的敌对“他者”，也可以说香港华人普遍分享着同一种“大中华想像”。这种经验和台湾复杂的日本经验和日治殖民记忆非常不一样。

英国配合大中华认同宣传以抗日

当然，这种意义下香港人曾有的大中华认同，如无英国的配合是很难想像的。事实上，在英殖时期，港英统治当局对这种华人社群中间抗日的中国民族主义出现，开始时是有戒心的，甚至曾经一度禁止华人宣传抗日信息。但日本军国主义在30年代迅速冒起，开始威胁东亚和平的时候，英国人亦了解到，英国无力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制止日本侵略野心的壮大，因此才会渐次放宽华人（包括中共的力量）在香港开展抗日运动的宣传，甚至在香港发展地下的武装力量，准备抗日。在30年代至40年代初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大战略底下，这些合作都是非常合理的，也是香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