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特首和政党人物，中央领导也是重要的“能动者”。不过，因为资料短缺，分析难以完备。据悉，最后两次政改，习近平都是关键人物。2008年他是国家副主席，兼管港澳事务。2013年当上国家主席、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影响力更强。在他眼中，两次政改的局势应当是严峻的，2010年有“五区公投”，2014年则有“占领中环”和“雨伞运动”。公投是直接民主行动，和共产党奉行的代表民主相左。而且先例一开，独立公投难道不行？不过，议席出缺依法必须补选。中央只能叫停蠢蠢欲动的亲中政党，而另一方面和不参与公投的民主党秘密谈判。至于2014年的“占领中环”，它要表达的是具“杀伤力”的“公民抗命”。因此，也非同小可，搞不好会影响特区的管治。于是，清晰而强硬的立场不可免（注一）。为什么习近平在上一次愿意沟通和妥协，而这一次既不沟通，也寸步不让？原因之一是情势变了。
变局编织一起致寸步不让
政改博弈也是学习过程，结果能影响未来的行为。民主党与中央沟通成功后，惹来持续的责备和攻击，以致党力日衰。于是，2014至2015年的中央再也找不到愿意妥协的泛民政党。那么2009至2010年的妥协为何可能？据悉，这应当归功于习近平所倡议的治港新思维（注二）。适逢五区公投的结果显示，激进政党在泛民选民和整体选民中的支持率大大提高。中央忧虑泛民选民的年轻化和民主运动的极端化会不利香港宪制的良性发展。于是决定“以政改方案作为切入点，拉住温和民主派”（注三）。几年过去了，中央所忧虑的趋势有增无减。特区政府的管治依然困难。再者，回顾2012年的特首选举，梁振英的低票险胜暴露选举办法的风险──有可能让非中央属意的候选人胜出。加上美国“围堵中国”的严峻环境，中央遂倾向万事具国家安全化。这些变局编织一起，寸步不让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