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多年来，中央不断研判香港的情势和部署应对之道。中央认为，香港回归后出现的管治困难和政局混乱，主要原因是香港存在着一股不容轻视的反对力量。他们不接受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的事实，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作“另类诠释”，不尊重中央的权力和职责，不断以激烈抗争行动冲击中央和特区政府，妄图迫使中央“交出”香港特区的政权，好让他们将香港变成“独立政治实体”，甚至借此促使中国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在中央眼里，反对派之所以嚣张，是因为他们能够巧妙地订立“政制改革”为永恒的政治议题，并借此来动员群众和激发冲突。

为了改变香港的政治生态，好让“一国两制”能够顺利落实，中央在2007年同意香港可以在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并在此之后普选立法会。中央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积极回应反对派及其支持者的政治诉求，引导他们放弃与中央的对抗态度，承认基本法规定的政治体制，并逐步向“体制内的反对派或改革派”或“忠诚的反对派”转型。当然，行政长官的选举办法也要确保国家安全和利益得到切实的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4年就普选行政长官做出的“8．31”决定，就是要兼顾香港人的民主诉求和国家的需要。“8．31”决定在人大常委会以罕有的绝大多数通过，具有反映“国家意志”的特殊意义。从中央的角度看，反对派如果坚持要推翻“8．31”决定，坚持要中央接受他们的罔顾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以“国际标准”为依归的所谓“真普选”方案，则可以断定反对派不愿意放弃他们与中央对抗、否定“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立场，也意味着中央那个引领反对派改辕易辙的策略失败。

现在政改方案既然在立法会被否决，则中央对重塑香港政治生态的意向只会更明显和更坚决。

不过，无论特区政府提出的，依据“8．31”决定设计的特首普选方案能否在立法会通过，中央重塑香港政治生态的策略不会改变。政改方案通过当然比不通过好，因为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重塑的成本。即使政改方案通过，香港内部依然会在长时内存在一股与中央对抗的势力，其中那些激进分子（中央眼中的“死硬派”和“顽固派”）更是中央日后需要重点对付的对手甚至“敌人”。王光亚断言要跟他们坚决斗争，估计正是中央要反制和打击反对派内的极端势力的“国策”的说明。现在政改方案既然在立法会被否决，则中央对重塑香港政治生态的意向只会更明显和更坚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