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母系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老师黄伟豪教授发表《公务员表现为何如斯不济》一文，说明了民主和官僚之间重要的互补关系，继而指出香港公务员表现每况愈下的原因是香港“既没民主，亦没官僚”：回归前，公务员制度支撑起香港的管治；回归后，香港不再是纯粹的由官僚管治的“行政政体”（administrative state），在着重政治委任的高官问责制下，政治力量正在渗入公务员制度，使公务员整体表现欠佳。对此，笔者也认同──欲达善治，民主和官僚缺一不可。

无可否认，香港近年发生了很多不幸事件，沉船、塌树、塌楼、工程延误、食水及食物不安全的问题，这都与没有与时俱进的行政制度脱不了关系。香港公务员的行政和管理制度仍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但公共服务及行政制度却欠缺自我更新和修正的改革动力。公务员制度的修正力量可以是来自政治上的外力，因应执政政府、政党及社会的要求而改革；亦可在现有官僚架构中进行内部自我修正和审视。然而，在当前香港政治委任制度尚不完善、政党和议会无力的情况下，修正动力从何而来亟需解答。《公》一文将侧重点及希望都放在“民主”之上，期待民主与官僚互补互惠。然而，文章所指出的公务员难以恪守政治中立的问题，也不见得在普选以后就会得到妥善解决。在目前短期内不太可能重启政改的情形下，与其让香港政治生态继续糜烂，倒不如在现有可行空间下，完善香港政治委任制度不完善之处；并因应香港的政治特殊性，理顺政治与行政关系，方能扭转管治格局。

公务员没有政治经验

教授在论述港英时代香港公务员的重要地位时，其中认为英国人派来的港督在十多万的本地公务员面前“亦只不过是一个孤独的外来者”。但是，根据统计，港英政府的外籍官员人数在1983年达到3269名的高峰，即使在1997年回归前夕也依然有1249名。李彭广教授翻查英国档案库后发现，虽然这些外籍官员占整个港英政府数目的极少数，但却都位居要职，身处决策和管理层，掌握实际的管治权。而文件也显示，自二次大战以后到1970年代，每次从英国本岛或其他殖民地轮换到港的外籍高级公务员名单有1000多人。（注一）相比之下，回归后由行政长官亲自委任的官员、智囊，恐怕人数也不足1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