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天安门事件后最紧张的中欧关系：新疆问题是否会引发更激烈对抗？

3月22日，因新疆人权问题刮起的“制裁风暴”将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的对立推至新顶点。欧盟、英国、加拿大、美国在同一天宣布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措施，中国政府旋即对欧盟进行报复式制裁回应。上一次这般火药味浓烈的中欧关系还要追溯至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欧盟对中国施加至今仍然奏效的武器禁运令。眼前，绑带的两头被同时拉紧，短期内难见任何一方有松手的可能性。

这番外交戏剧背后有两出潜在主题，一是美国拜登政府致力于重建跨大西洋关系及修补与北约盟邦的关系，采取联合协调行动来反制中国；二是中国在中美阿拉斯加会谈后强化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一套针对国内受众的宣传，通过联想屈辱历史的手段而调动对抗“西方列强”的情绪，高呼中国已经不是120年前的中国。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原则的通过仿佛还在昨日，而在新一轮的博弈中，中国和欧盟都表现出不惧毁掉谈判成果的姿态。欧洲议会取消了一个审议中欧投资协定的会议，表达对中方制裁反应的不可接受。而中国深知德法两国更迫切需要投资协定，针对欧盟进行了加倍制裁还击，意图阻吓欧盟退步。欧盟委员会刚刚营造的中欧关系欢喜氛围，在欧洲议会这里降到冰点，欧盟权力机构及成员国之间碎片化的对华政策再次面临承压测试。

制裁与反制裁

2020年12月，欧盟成员国外长通过效仿美国《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立法框架，制订限制性措施包括旅行限制、资产冻结、禁止提供资金，适用于种族灭绝、反人道罪和其他践踏人权的行为。

欧盟一直碍于没有能对侵犯人权行为作出直接快速响应的政策工具，无法对他国人权问题造成实际压力，而近年来欧盟内部的匈牙利政府也不断阻挠惩罚措施的通过。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利内中毒案在柏林的发酵，推动时任轮值主席国德国有所作为，迫切展示欧盟在人权问题上可以说到做到。2020年12月，欧盟成员国外长通过效仿美国《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立法框架，制订限制性措施包括旅行限制、资产冻结、禁止提供资金，适用于种族灭绝、反人道罪和其他践踏人权的行为。第一批名单将在2021年第一季度宣布，所有制裁决定均需要经27个成员国决议通过。

欧盟人权制裁制度希望对被制裁者保持地理和政治上的平衡，但其面临的首要考验就是是否跟随美国制裁新疆官员。一部分欧洲议员呼吁动用这项工具，就新疆再教育营和香港国安法等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但外交官们更审慎衡量是否应该为此冒险与中国的关系，各成员国之间也有明显分歧。

3月11日，欧盟各国大使经过冗长的会议讨论，同意将参与新疆再教育营的中国官员和实体纳入首批制裁名单。消息流出后，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第一时间表示反对，“希望欧盟三思而行”。具体名单在22日欧盟外长理事会会议通过后公布，包括涉疆4人1实体，中国外交部“来而不往非礼也”，迅速拉出10人4实体的报复制裁清单，禁止被制裁的人员及家属前往中国大陆、香港及澳门地区，限制个人与实体与中国进行往来。

欧盟的制裁名单与美国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7月宣布的名单并不完全重合，因为这期间也发生了一些人事变动。名列两份名单上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厅长王明山，去年9月升任自治区党委常委，接替升任建设兵团党委书记的王君正。欧盟名单加入美国名单上没有出现的王君正以及新任命的公安厅厅长陈明国，同样包含前新疆政法委书记朱海仑，但不包括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和前新疆公安厅党委书记霍留军。被制裁的实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被认为负责落实兵团安全政策，包括再教育营的管理工作。欧盟公开名单后不久，美国即宣布追加对王君正和陈明国两人制裁，以示支持配合。

中方祭出的个人名单囊括高调批评中国政策的5名欧洲议会议员，和3名欧洲成员国议会议员，首当其冲是来自德国绿党的欧洲议会议员包瑞翰（Reinhard Bütikofer），他作为对华关系小组主席频繁在欧洲媒体上表达对华鹰派的指控，激烈反对默克尔对华政策，还是欧洲议会内反对批准通过中欧投资协定的头号声音。

除了包瑞翰来自反对党绿党联盟，其他4位被制裁的欧洲议会议员来自执政联盟的三个党团，欧洲人民党、S&D以及复兴欧洲，他们在705个席位中占据431席。但他们之中也存在分歧，最大的欧洲人民党希望中国投资协定的讨论能继续推进，仍旧认为协定与升级的制裁纠纷是两回事，但S&D和复兴欧洲表示任何批准的进展都需要中国先解除制裁。欧洲议会议长戴维·萨索利（David Sassoli）对媒体表态，中国不应该视欧洲为出气筒（punching bag），但没有支持扼杀中国投资协定的呼吁。

研究中国新疆政策的德国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和研究孔子学院的瑞典学者叶必扬（Björn Jerdén）是名单上被制裁的2位学者，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也意外上榜。MERICS在德国以及欧盟的公共政策圈颇具影响力，它的研究报告是欧洲政策制定者会着重参考的信息来源，研究人员或多或少都有常住中国的经历以及能讲流利汉语。

中方制裁可能会波及到背后的单独出资者墨卡托基金会，这家麦德龙集团持股的私人基金会在中国资助大量半官方性质的交流活动，与中国民政部和全国青联保持长期合作。MERICS从2019年开始争取公共和私人机构的联合资助，包括德国外交部在内的官方机构曾资助其开展研究，它的顾问团成员包括德国总统府外事部负责人巴格尔（Thomas Bagger）。

“我们制裁侵犯人权的行为，但北京制裁民主。”

中国对学者的制裁也反映出中欧迥异价值观的对撞，中国官方媒体直斥欧洲学者编造谎言、充当政治傀儡，但对于欧洲人来说，这也加固了中国使用国家机器干涉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负面印象。

“我们制裁侵犯人权的行为，但北京制裁民主。”德国外交部长马斯（Heiko Maas）召见中国驻德国大使时这样描述。布鲁塞尔芸芸机构中不乏公开接受美国资金从而对华立场清晰敌对的智库，但唯独MERICS作为相对理智声音而入列，放大了中国不容忍批评意见并单方面关闭沟通大门的姿态，让其他从事对华研究的欧洲学者产生离心感。

值得注意的是中方顺势打击欧盟内亲台湾立场的政客，如来自德国基民盟的欧洲议会议员盖勒（Michael Gahler）担任台湾友好小组主席，他串连欧洲多国议员成立友台组织“福尔摩沙俱乐部”（The Formosa Club）。被制裁的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背后是丹麦前首相安德斯·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他还曾担任过北约秘书长，是公开背书台湾的重量级欧洲政客。台湾外长吴钊燮与包瑞翰在推特上互动，表示张开手臂欢迎他访台。台湾曾一度对“不受欢迎的人”避而远之，防止被北京视作发起挑衅，而在新的大国对抗时代，台湾将自身定义为反抗中国压力的全球民主政体的一员，呈现出积极拉拢的姿态。

很多欧洲观察人士难以相信PSC被锁定制裁，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不了解布鲁塞尔复杂的决策网络产生误判。

另一个凸显中国对欧盟下手较重的迹象，是将通过制裁新疆官员决议的欧洲理事会政治与安全委员会（PSC）列入制裁实体。理事会的工作由150多个解决细分领域的筹备机构提供支持，PSC就属于其中根据条约常设的7个重要委员会之一，属性等同成员国政府常驻欧盟代表委员会（Coreper）。它由27个成员国选派大使级代表构成，由欧洲对外事务部（相当于欧盟外交部）代表担任主席，为理事会权力矩阵中的外交事务理事会起草意见，帮助成员国外长们形成一致的对外立场。

简言之，中国制裁了欧盟塑造共同外交政策的“脚本作者”，而这个委员会今后还将继续起草与中国有关的政策。被制裁的第二天，PSC按原定计划会见了流亡在外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和许智峯。很多欧洲观察人士难以相信PSC被锁定制裁，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不了解布鲁塞尔复杂的决策网络产生误判。这些高级外交官在本国外交系统内地位举足轻重，无一例外都有丰富的担任驻外大使经历，若旅行禁令也适用于他们个人身上，甚至是各国后续继任者，不难预计未来会出现复杂且难以处理的情景。

制裁PSC满足了中国急于出气的心理，但一定程度上暴露缺乏深思熟虑，外界通过中方表述也很难精确判断出波及范围，留下了中方可以任意解读的空间。对比中国1月21日报复美国的制裁名单，其中并不包含任何正在运行的政策机构，而且选择前任官员卸任的时间点宣布制裁，就是体现中国对中美关系的保留。这种克制态度没有体现在中欧关系上，中国不认为欧盟有强力的制约杠杆。“这几个国家想当‘人权教师爷’，但他们根本不配，”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月23日回应新疆制裁时说，“他们既非圣人，更无实力。”

中欧投资协定的命运

中欧制裁事件会对欧洲议会中立场游离的议员产生影响，中欧投资协定的结局可能要么是微弱优势通过，要么微弱多数否决。

由于欧洲议会还没有审议通过中欧投资协定，一部分欧洲人认为他们掌握着对华议价砝码。殊不知在北京眼中，本来就是中国比欧盟作出了更大让步，给了对方更大“便宜”，为欧洲企业开放了更多投资中国市场的机会，而欧洲值得战略投资的资产早就不愿再卖给中国企业。况且中欧投资协定已在关键时间节点，最大化发挥了有利于中国的外交作用，欧盟内的德法利益团体比北京更实质上需要这份协定。

理事会商讨制裁新疆官员的同一时间段，欧委会发布了中欧投资协定市场准入附件内容，中方承诺部分达93页，欧方承诺部分173页，为协议的政治审议和公开辩论提供细节。但欧洲关注者普遍有种淡淡失望，认为中国只是将先前开放的承诺重新包装进协定里，比如德国看重的2022年后外资在内燃机汽车生产公司持股比例可提升至50%以上，而这一门槛的取消中国国家发改委早在2018年就已宣布。

中欧制裁事件会对欧洲议会中立场游离的议员产生影响，中欧投资协定的结局可能要么是微弱优势通过，要么微弱多数否决。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中国问题首席议员温克勒（Iuliu Winkler）对媒体说，希望外交能找到缓和关系的方式，中欧间需要建立目前缺乏的信任。部分议员也在释放仍有时间挽救局面的信号，由于在议会正式批准程序开始之前，仍需将协定翻译成欧盟24种官方语言，因此至少留出半年以上给中欧外交关系斡旋降温的时间。

欧盟对华的重新评估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显然对中国的报复制裁感到意外，表示对华战略“我不会说过时，但会说需要更新”，暗示将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但中方报复行动创造了一种新的氛围，逼迫欧盟对中国战略进行重新评估。目前欧盟对华定位方针依据的是2019年3月发布的“三位一体”战略展望文件，其中一项将中国视作“系统性竞争对手”而为外界所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Jose Borrell）在制裁当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显然对中国的报复制裁感到意外，表示对华战略“我不会说过时，但会说需要更新”，暗示将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人权制裁与经贸制裁不一样，意识形态上的姿态大过利益上的伤筋动骨，这也是拜登上台后能迅速集结西方盟友对华施压的原因，侧面显示出新政府更为纯熟的外交手段。中欧投资协定条款的敲定，就显露出在盟友阵营中存在错综复杂的与华经济纠葛，美国若率先在经济问题上施加压力会招致盟友的多疑。“各国可以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中国合作，”布林肯在中欧制裁龃龉的节点在北约布鲁塞尔总部说，“美国不会强迫盟友在中国问题上进行‘非我即彼（us-or-them）’的选择。”

但可以想象到，欧盟在经济贸易和科技标准上与美国逐渐趋近，是接下来四年中的大概率事件，人权问题会在价值观外交的引领下嵌套进其他议题中。欧盟委员会计划于今年春季推出关于企业尽职义务的立法提案，使企业有责任确保其在国外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不得出现污染环境和侵犯人权的行为，这就使得总部位于欧盟的跨国公司不得不仔细审查新疆人权问题带来的产业链风险。目前，欧盟各成员国及欧洲议会都对供应链法表达了支持。

中国在拜登政府时期下与欧洲打交道难度将高好几个台阶，因为首先面临的就是一场意识形态的道德战争。中国对欧洲的战略方向，过去四年在于想办法拉远欧美之间的距离，也颇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在未来更有可能以“你们不配”的姿态，令对方更紧密团结起来围攻自己。

（碧德，欧洲政治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