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王俊评：全球海军竞争，中国战略思考的误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7月31日的阅兵典礼上指出，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其后，在8月1日的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致词时又表示，军事手段始终是中国捍卫和平、维护安全、慑止战争的“保底手段”，并夸耀称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中国走向“全国海军”

确实，当前的中国军事力量有很显著的发展与进步，特别是在海空军。6月28日，中国海军史上最先进与最大吨位的驱逐舰，满载排水量约13000吨的055级，首艘舰在上海江南造船厂下水，预计建造四艘。加上稍早于4月26日在大连造船厂下水的首艘国产航舰001A，以及这几年来“下饺子”般建造，包括已下水数量在内，分别已达13艘与27艘的052D级飞弹驱逐舰与054A级飞弹护卫舰，中国海军水面舰队相比上一个十年，实力可说有了飞跃的成长。

这个势头当然不会就此停住。根据英国知名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与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New American Security）的估计，中国海军在2030年将会拥有260艘战舰，其中包括四艘航空母舰、34艘大型水面舰、123艘小型水面舰，以及87艘各式潜舰。长远而言，像尹卓、徐光裕这样的解放军将领，都认为未来中国海军将拥有六艘左右的航空母舰，各种护卫舰的数量也会继续增加。

中国海军在行动上也逐渐远洋化。7月11日，中国在东非吉布提（吉布地）正式成立史上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7月21日，中国海军编队又与俄罗斯海军首次在北欧波罗的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触手可说已经遍布三大洋。如果再算上7月初关于14艘中国海军军舰与潜舰在印度洋活动的报导，以及中国海军电子侦测船在7月下旬被发现跟随美澳在北澳昆士兰举行的年度“护身军刀”演习（Talisman Sabre 2017），据说类似的“间谍船”在这几年间，足迹已遍及阿拉斯加、关岛及印度。中国海军俨然慢慢走向某种意义上的“全球海军”。

解放军或许在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方面，是强大的支撑，但是否如习近平所宣称的，能够作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的重大力量，则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海军不是在真空中发展的，某国的海军出现显著扩张，一定会有相应的国际政治效应产生。至少，世界历史已经出现过18至19世纪的英法海洋竞争、20世纪初的英德海军竞赛、二战间美英日三国海军从扩张到裁军，最后又重回扩张的轮回，还有冷战时期的美苏军备竞赛等诸多个案，显示建设强大的海军，未必对于自身、地区，与世界和平，有正面贡献。

从一战前的英德海军竞赛来看，全球部署的海洋霸权如要应对多个地区的海军竞赛，无非是“抓大放小”，重点集中在对自己威胁最大的目标，放掉其他威胁较小的国家，甚至有可能和那些国家组成同盟。最后一步，才是自己也跟着加入军备竞赛。

美国欲重返海军竞赛

美国在奥巴马（欧巴马）时代，已经预定在2020年前将太平洋地区的战舰比例调高至60%；特朗普（川普）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今年6月初的香格里拉对话（Shangri-la Dialogue）中进一步宣示，太平洋地区的航空战力比例也会跟着提升至60%。但真正具冲击性的反应，是美国海军水面舰队在今年1月为了因应中国海军崛起的“重返制海”（Return to Sea Control）战略，明白昭示将脱离冷战结束以来以低强度冲突为主的任务，回到历史上最常见的大国海洋竞争。特朗普政府也承诺，将在未来30年建造254艘军舰，以便加速达成美国海军过去设定的308艘规模。但美国国会在2018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NDAA FY18）则主张，海军规模的最低限度应达到355艘，才能保障美国的安全。

355艘的数字，出现在美国海军于2016年12月14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这是在中俄崛起的背景，以及考量美国国防预算的情况下，美国海军想重返制海必不可缺的最低限度规模。除了比现行计划的308艘海军增加一艘航空母舰之外，还包括增加16艘大型水面舰艇与18艘核动力攻击潜舰。如果美国国会最终通过的2018年度《国防授权法》版本保留了355艘海军的规定，可说美国再度正式步入历史上的海军竞赛道路。

不过，即使355艘海军的规定不获通过，也不代表美国海军就不会重返海军竞赛。所谓的“重返制海”战略，依照美国海军水面舰队指挥官罗登中将（Vice Adm. Thomas Rowden）的解释，本质上就是应付与区域海军强国的有限战争的指导。美军期待利用其高科技优势建构所谓的“分散杀伤”（distributed lethality）能力（注一），透过搭配多种飞弹和战机，以火力优势克服308艘海军的规模劣势，打破区域海军强国期望建立近海制海权、阻止美国进入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部署体系。

罗登中将认为依照这种构想，不必出动航空母舰战斗群，只要一艘能搭载F-35B战机的“美国级”（America-class）两栖突击舰，搭配一艘神盾驱逐舰与一艘攻击潜舰，即可对具有良好A2/AD能力，且有其他海空兵力支援的孤立岛屿目标发动攻击。虽然美国级只搭载六架F-35B，但强大的战力俨然成为另类的“轻型航舰”。而且F-35B与担任护航的神盾驱逐舰和支援的潜舰，都能在数百公里外发射具备匿踪攻击能力的远程反舰飞弹，防御方承受饱和攻击的压力大为增加。

此外，美军也注重所谓的“海军整合射控─防空系统”（NIFC-CA）的发展，将F-35战机与海军的神盾战斗系统，和E-2D预警机三者整合，以F-35作为E-2D提供的目标定位信息接收者，指挥神盾舰的标准六型飞弹拦截其雷达尚未侦测到的来袭目标。这套系统已经在2016年9月首次测试成功，未来还会有更多测试。但美国海军的目标不止于此，还希望这套系统能与陆军相通，让陆军的飞弹协助攻击敌方目标、协助海军建立制海。

还有的是，今年4月，美国海军为了因应新形势，慎重考虑尽速让同时具有区域防空与反潜能力，但在冷战后退出美国海军战斗序列的通用巡防舰（FFG）重返行伍，取代过去主要为了应付沿海低强度冲突任务的滨海战斗舰（LCS），也是另一个美国海军重返海军竞赛的象征。

混淆和平与战时，引发海军竞赛

华文文献在评估中国海军能否成为全球海军时，常以美国比对。除了罗列美国海军的具体实力之外，常见的一种错误就是指出美国海军“控制”了多少“海上战略通道”，与之相关的就是认为中国受到从日本南延到印尼的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封锁”。这种认为和平时期的海洋商业利用，需仰赖对海洋军事控制的思想误区，其实也可以在马汉（Alfred T. Mahan）的著作中看到。然而，也就是这种混淆了和平与战争时期的错误逻辑，造成了一战前的英德海军竞赛。

任何国家都有在平时不受干扰使用海洋的权利；而所谓对海上交通线或遏制点（choke point）的控制，只有在战时才会因制海权的出现而存在，也就是交战国运用自己的力量，透过歼灭或封锁敌方海空力量，或限制敌方海空力量在特定水域的活动，从而对海上交通建立的控制。

德意志帝国当年就是误解这项最基本的海洋战略概念，才想要刻意引发与英国的海军竞赛，以建造一支让英国海军即使发动攻击也只能得到“惨胜”、失去对法俄同盟优势的海军，借此吓阻英国勿伤害德国的海上利益。

然而，德国却忽略了即使经济规模比对手更大，也未必就能在军备竞赛获胜的道理：摒除德国海军一开始最严重的战略设计错误，像德国这种位于欧亚大陆人口最密集的“边缘地带”（rimland，注二）的海陆兼备属性国家，需要同时面对陆海两方面的威胁；但是它的强大又会改变边缘地带的国际权力政治结构，引来周边的边缘地带国家，甚至更远的心脏地带（heartland）国家，和海洋霸权的联合攻击。所以陆海兼备必然不可能像海洋霸权那样专注于海军发展，而且只要开始建设强大的海军，其所面对的敌人将是海洋霸权与其他国家的联合。

历史也的确显示，德国的海军扩张，导致英国与原来激烈竞争殖民地及欧亚大陆战略优势的两大敌人──法俄同盟，捐弃前嫌，结成所谓的“三国协约”（Triple Entente），共抗德国的威胁。甚至因为英国在地中海的海军优势，影响德国原本的意大利盟友拒绝共同反英，最终在一战时倒戈。

中国与德国同样位于边缘地带，但与位于欧洲的德国不同的是，其崛起完全足以破坏整个东亚的权力平衡，其他强权若不介入，则难以阻止中国支配东亚。地缘政治环境先天就注定，中国崛起不可能免于影响其他国家。不过，除非中国决定与美国开战，否则根本毋须担心其海上交通线的使用与海外利益受到美国的危害。1993年“银河号事件”只是极为罕见的个案，完全不能作为判断美中海洋战略关系本质的通例。

谈论所谓美国控制多少海上战略通道，或第一岛链是否会被美国用来作为封锁中国的基地，已经折射出内心想要取代美国，或赶走美国，甚至认为美中最终将有一战的心理。

1993年，因为有错误情报指中国货轮银河号载有化学武器，结果美国出动海军在印度洋公海拦截。如果认为，为了预防这宗罕见个案的重演，因此中国需要准备一支大海军，这与当年德国认为需要一支世界第二的海军，作为吓阻英国损害自己海上利益的逻辑类似。如果认为不能容许美国在海上独大，否则中国不能在危机时保证自己的安全，这与1830年代的法国和一战后的日本类似。三者都引起海军竞赛，德国与日本的史例毋须赘述，只有法国因为国内外政治情势的演变，竞赛无疾而终，才免于再与英国开战。

无论历史或海洋战略理论，两者都指出，海上只能有一个霸主，如果有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最终引发战争实乃不可避免，除非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那种英国衰退、美国孤立主义，日本同时吸引欧美关切的特殊个案。

新兴强国不可能未经战争就迫使原来的海洋霸主自动退位，最危险的情况就是，在海洋霸权集中重视单一威胁的情况下，新兴强国发展出实力不足以打败霸主，但是能威胁霸主地位的海军，也就是德国与日本的个案。如果真要取代霸主的地位，就要有英国经历三次英荷战争取代荷兰那样的战略意志与牺牲觉悟。这对当下中国来说是否可行呢？

目前中国的近海防御战略，对于以攻势防御（积极防御）取得沿海某个范围内的有限制海权有所帮助，但如果要把美国排斥出东亚，非依靠西方海军战略理论，以战略攻势夺取中国海军军语所谓的“战略性制海权”不可。这也就要求中国的整体战略态势必须朝远洋进攻转变。但如此一来，首先很容易与中国长期以来宣扬和平崛起的国际政治宣传发生冲突，其次则是有落入日本在二战前力不足以霸全球，却足以推翻英美在亚太的地位，结果反遭多国联合围剿的危险。

联合围堵成势，中国应反思海洋战略

其实，中国若然真的认为自己是当前国际体系的受益者，要把握战略机预期，在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又对自身的核心利益有所坚持，完全可以采取过去许多西方政治学者所谓的“俾斯麦式战略”（Bismarckian strategy）：追求稳定的国际环境、避免列强对自身构成严重威胁，且无意恢复中国在历史上的霸业。而就像俾斯麦主政时从不推动德国建立大海军，足以在东亚与美国一较高下的强大海军不但不是中国采行这种战略的必需品，反而有害。中国需要多少航空母舰、驱逐舰、潜舰、海外基地，才能成为像过去的英美那样真正意义的全球海军，将不再是重点，这样的扩张必然让中国步上德国的旧路，面临以美国为首的其他海军国家的联合围堵。

比美国更早感受到中国海军扩张压力的日本，早在2013年底的“中期防卫力防卫整备计划”，就决定将驱逐舰与护卫舰的数量增加至54艘，潜舰增加至22艘；国防预算自2013年以来也是连续六年增加，这两年更是连续突破五万亿日圆。此外，随着日本向美国订购的四架E-2D预警机即将列装自卫队，以及美国准备升级日本的两艘“爱宕级”神盾驱逐舰，和韩国的三艘“世宗大王级”神盾驱逐舰至最新的“基线9”等级，和出售标准六型飞弹予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借由让这些国家具备初步的“海军整合射控─防空系统”能力，美国逐步在西太平洋打造一个联盟攻防体系。美国还透过2015年的印美日“马拉巴尔”（Malabar）海军联合演习，和2016年的美印联合物流协议，将印度也拉入这个体系，让其“助手”扩大到所谓的“印太地区”（Indo-Pacific）。

相比之下，中国这边的盟友目前看来大概就是俄罗斯、伊朗、巴基斯坦。朝鲜是否还能算是中俄盟友已大有疑问。但即使加入朝鲜，也只有俄罗斯拥有较为庞大的海军力量。然而俄国海军水面舰队实力持续衰退，且由于失去乌克兰这个前苏联时代发展成熟的大型军舰动力供应来源，俄罗斯几乎无法独力建造大型水面战舰，过去甚至仰赖法国建造两万吨级的“西北风级”（Mistral-class）两栖突击舰。虽然俄国的潜舰部队实力依然强大，但中国基本上不能指望俄国海军能扮演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西欧国家那样的盟友支援角色。这造成的问题就是，美国除了自身之外，还有来自盟友支援的强大反潜力量，特别是日本海上自卫队，但中国完全必须独力进行反潜作战，而这领域又是目前中国海军最大的罩门。

俄罗斯的最大问题是它是否值得中国信任。至少，在去年南海仲裁公布前后，俄罗斯为了维护自己的海洋航行自由利益，并未明确支持中国指责仲裁为非法的立场。何况俄国还是印度、越南这两个与中国有激烈主权争端的国家扩张海军的主要助力，设若中美真的爆发冲突，俄国是否会真心协助中国，恐怕是很大的未知数。

国际形势既然如此，中国实有必要仔细思量，自十八大以来就被中共中央列入政府工作报告的“海洋强国”，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中国的海军建设又到底追求什么样的具体目标。否则按照目前的态势下去，更加剧烈的亚太海军竞赛是无可避免的。历史证明，除非像美国这样先天拥有远离欧亚大陆的地理优势，又在崛起时处于法、俄、德三国在东半球吸引英国注意力的极有利态势，否则建造世界第二强大的海军在大战略上毫无意义。

比起硬体建设，中国最需要的或许是在海洋战略思维上的思考，是否能认真理解历史的教训。

（王俊评，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博士，专长为海洋战略、国际关系、地缘政治。著有《和谐世界与亚太权力平衡》）

注一：“分散杀伤”，指的是将即将列装美军的远程反舰飞弹（LRASM）、战术型战斧巡弋飞弹（Tactical Tomahawk Block IV）、标准六型飞弹（SM-6）等新型长程飞弹，与美国海空军现役战机特别是 F-35 的战场网路指挥能力相搭配，强化每艘战舰的反舰与攻陆能力。

注二：“边缘地带”和“心脏地带”的说法，由美国政治学者史派克曼（Nicholas Spykman）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