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林资轩：柯文哲的“开放政治”，如何在三井案现形？

上周，台北市议会在市政府未提供整体交通评估的情况下，通过拆迁历史建筑“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旧仓库”（简称三井仓库）的预算。争议超过半年的“三井仓库历史建筑迁移案”尘埃落定：历经接力赛4次审议、15个方案、1次公听会，本案仍回到都市发展局的原始提案。换言之，姑且不论什么理由，最终站立在北门旁上百年的老仓库，在西区门户规划决策下，终究得搬迁至别处。

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旧仓库

时间回推到今年5月20日，新政权上台当天，台北市政府文资审议会议通过三井迁移案。当时针对文资审议的结果，台北市长柯文哲在脸书粉丝专页表示：

“感谢长期关注此议题的文资团体，即使在过程中有不同看法，仍愿意持续与我们沟通，一起创造了一场对等参与、真诚磋商的公听会典范，使市府的态度从保守走向开放，并在这个基础上，让市府的方案更加精进，在满足交通需求的同时，让迁移所可能造成的文资损害降到最低，并保留在日后移回原址的可能。这是一堂宝贵的经验，也是属于全体市民的成果。”

这段漂亮的政治语言，看在熟悉这个过程的人眼中，其实显得讽刺。台北市在“开放政府”的愿景下，历经超过半年的全民参与，民间、官方加总提出超过十个以上的方案，最后居然依市府原案通过。就结果论而言，实难观察到经“对等参与，真诚磋商”沟通过程的影响。

我们不得不追问，所谓的“沟通”是如何被建构？有哪些人参与其中？各自扮演什么角色，做了哪些努力？若开放多元、沟通参与的市政团队是柯文哲所追求的目标，漫长的公共辩论过程，何以未能影响结论？

三井仓库为何要迁？有何争议？

台北车站特定区数十年来的规划蓝图，如羊皮纸反复复写，却鲜少实践。柯文哲市长上任后，配合机场捷运的预计通车，将车站附近定位为“重点都市再生区”与“国际门户发展区”，并命名为“西区门户”。西区门户计划之重要性，从报章杂志、市府宣传影片、民众讲习会，乃至国际研讨会都见其踪，可见一斑。

诉求“改变成真”的北市府与过往不同，决心要在西区落实空间改变。北市府在进行先期规划案的同时，陆续发包一系列相关的公共工程委托案。年初拆除忠孝桥引道开了第一枪，接著登场的便是号称“台北凯旋门”，位于北门文化资产群中心的北门广场。也正是北门广场计划，引爆三井仓库迁移的争议。

根据相关报导，三井仓库拆除计划最先于2015年9月初由议员揭露：根据台北市文化局委托厂商提出的北门广场规划建议，为了恢复北门曾有的瓮城与护城河，广场面积须向北扩张，连带忠孝西路永久路型的向北迁移。由于三井仓库正位处在规划构想中的永久道路上，该计划建议异地搬迁，预计于2018年拆除。

三井引发文资专业人士与团体的高度关注，主因有三：

首先、柯文哲上任以来，面对台北市数个文化资产争议（如新北投车站迁移、嘉禾新村保存与南港瓶盖工厂保存案），皆做出与竞选时承诺相反的决策。柯文哲甚至曾称呼支持文化资产保留的公民为“文化恐怖份子”。每一案累积不满的情绪，皆传递到下一案，连锁性的监督市府的文化政策是否为都市开发让步。

其次、三井仓库位于国定古迹北门旁，虽为历史建筑，却必须配合都发局的“未审先决”，为甚至尚无确定设计的北门广场搬迁。无论从文资法或世界文化遗产保存的论述，皆无法令文资保存相关人士苟同，也招致“国定古迹 vs 历史建筑”大小眼的批评。

最后、三井仓库见证日治时期北门驿周边的产业地景，与殖民时期财阀掠夺岛上物产的象征空间；而北门与三井仓库间的距离，更是日本殖民政府拆除城墙后，新建现代化“三线路”仅存的都市纹理，有一定程度重要性。

拆除三井仓库的消息一出，随即引发多位文资界人士投书媒体呼吁保存。公民也积极组织“抢救北北三行动”，积极号召市民认识北门周边相关文化资产聚落，期待与市政府展开沟通。他们主张需厘清三井仓库搬迁的必要性，以及在有其他可行替代方案时，应尽可能捍卫文化资产原地保留。

“开放对话”背后的强度关山

市政府面对文资团体关切质疑，委由顾问公司举办多次工作坊，邀集公民与专家讨论不同可能方案，释出沟通善意。受委托的顾问公司也依约成立“西区门户．台北．心大门”脸书粉丝专页，促进线上沟通。在几次面对面讨论中，官方代表虽承认市府偏向异地重组三井仓库，但均多次强调：这并非最后方案，还有时间可以讨论，最后也须尊重文资审议决定。民间代表最后并陈给市政府的空间发展方案，甚至一度多达11个版本。

然而，在从容的表象背后，市府却在实际政务的推行上，处处显露急躁：

例如，由于《文资法》为特别法，位阶优于属于普通法的《都市计划法》，依理需先通过文化资产审议，同意搬迁并拟定保存计划，才能进行都市计划变更审查。都市计划变后，还要通过内政部营建署核定，再经台北市议会核可，使得动支预算。但台北市政府在推动本案时，却采取同步平行进行；其在文化资产审议尚未完成时，就已先行通过都市计划变更程序。

又例如，市府方还透过组织规章的修订，将原本由文化局长主持、学者专家委员参与，具有超然地位的“文化资产审议”，改由不具文资背景的副市长主导；并安排多位与“西区门户计划”有关的局处首长入席，引起“欠缺利益回避”的疑虑。审议过程中，主席多次强行制造“搬迁的共识”，并无视会议中的实质讨论，迳行决议，业已令多位具文资专业背景委员感到不满，难以苟同。

甚至，到了2016年初，市政府在春节期间拆除忠孝桥引道的新闻稿中宣布，引道拆除后永久路型的调整，将在2016年11月底完工。这也意味著，原订在2018年拆除的三井仓库，也需提前到今年11月前拆除。媒体揣测：进度大幅加快，是为了明年二月前于北门周边举办的元宵灯会；此外2017年夏季世大运将于台北市举办，市政府也不希望北市仍是大型工地。

加速的计划时程，不免压缩所有行政程序，限制方案讨论发展的空间。也无怪乎在好几次辩论到最后，即便公部门代表承认政策仍有检讨空间，仍都回归最保守，也是最有利加速推动政策的原始方案。

诚然，市府考量整体城市战略，不免有轻重缓急的取舍。只是对此结果，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一开始便决定要搬，北市府让各方盍各言尔志的“开放参与”岂不只是做做样子，成为行政程序强渡关山的烟雾弹？

公共沟通的外包，与专业顾问的困境

回顾近年公部门操作都市规划案，已意识须顾及民众参与，也能展现沟通的“表面善意”。公部门发包都市规划委托案时，“成立粉丝页、举办工作坊、说明会、驻点工作室”已成常见工作项目。然而，光是运用“外包”顾问团队来回应民意，就已泄漏出：当政者对公共沟通本质上的轻视。

以三井案为例，可举出两个相关的观察：

一，在顾问公司举办的非正式会议中，都发局官僚仍数次与民众爆发激烈言语冲突，指责不同意见的民众“不了解市府的全盘考量”，显示技术官僚并不认为民众意见的重要。

二，都发局不满顾问公司未尽政策宣传之责，擅自在4月9号，于顾问公司经营的粉丝专页贴出快转的道路行车录影，营造“忠孝西路口延平北路口交通量大，不搬迁三井仓库对交通安全影响甚巨”的印象，发动舆论攻击，激化跟文资团体的对立。

上述的冲突令人怀疑，所谓“对等参与，真诚磋商”的范型，是否仅止于时间成本上的让步与形式上的操作──“我听你讲完了就是沟通”。更甚者，连所谓“时间成本”上的让步，让的还不是公部门的时间成本，而是承担其外包沟通平台之顾问公司的时间成本。

说更明白些，市政府建构的“沟通平台”，仍不存在双向沟通的可能。虽然公关操作营造出表面的友善，但在意识形态上，依旧是上对下的“政令宣导”。举办了多场“开放沟通”的活动，仍无法实质影响政策。委托办理沟通平台的顾问公司，受制于与公部门的劳资契约，只能扮演公部门的化妆师，沟通的能动性极低。顾问公司往往得在冲突中忍受内外夹攻──一方受公部门责怪宣传不力，另一头也因无法确保“说好的讨论空间”，失信于民间团体。

种种怪象，突显都市规划顾问公司当今的困境──配合公部门合约，就得在规划设计专业外，须担任政策宣导的公关，以及替霸气的政府化妆的白手套。这种处境下的顾问公司，既失去专业服务的独立性，更须作为官民冲突的缓冲垫，实为当今空间专业者执业的两难。

从三井争议，到城市治理的民主化

三井仓库保留倡议受到挫败，不过这个过程中，公民社会仍展现某些值得欣慰的发展。特别是，近年受社会运动洗礼网路世代，展现出不同于以往的能动性，挥别过去都市空间运动中，总得倚赖特定学者专家声援的旧模式。

例如，这次由关心文化资产公民组成的“抢救北北三行动”，就在争议之初，迅速举办北门周边文史导览与讲座，并在网路上制作清晰的议题懒人包，帮助大众了解三井仓库的争议与历史。他们更主动掌握对文化资产历史调查；也在工作坊中提出民间版方案，证明新世代独立操作议题的能力。

抢救北北三的积极倡议，将三井争议拉到“全民共学”的高度。原本不起眼的破屋，一时之间成为城市公共舆论的热点议题。来自不同领域的公民，亦在网路平台上以各自熟悉媒材表达对于议题的关心（例如用漫画呈现三井争议，或从开放资料分析交通需求）。

即便是前述的公听会，虽然没能改变实际方案，但许多参与者对当中的对话过程，仍感到受益良多。该些公听会由台湾审议民主好手吕家华主持，在会议中引导双方轮流发言，从文资价值、交通影响、广场的大小决定与设计，展现了即便是这么复杂、多层次的议题，也能够透过有组织的会议被清晰讨论。公听会虽无结论，但至少厘清了：三井仓库的去留是个“价值取舍”的问题，而非仅是交通需求等技术问题。

台湾作为一个后独裁国家，如何在投票日外的日常生活，练习民主的公民实践？三井争议提供一个观察场域。从“开放政府”角度，我们期待随著民主化，能有更多公民关心城市治理，而公民表达的感受意见也能更受重视。

三井案的时代意义

三井仓库迁移会引发一连串荒谬的事，说明的或许正是：我们仍迷信有个超级英雄，会又快又好的把城市弄的干净漂亮。然而，“求快”必定会牺牲许多看不见的沟通成本；在讲求魄力的时间压力中，原本有机会的公共辩论与民主实践，需要多花时间琢磨的都市设计，都成为不可能。沟通位置上的各方心力交瘁，执行业务的技术官僚苦不堪言，民间团体的对话努力如对牛弹琴，夹在中间的专业顾问也两边不是人。因此，柯市长脸书上流于表面的感谢，显得格外讽刺。

三井仓库之后，市府开发派推动的都市再生脚步并没有停下来，各区的民众讲习会继续推动，负责执行的顾问公司依旧举办各式愿景工作坊与驻点活动：在“民众参与”掩护下的独断决策，仍旧引发各界批评。

柯市府需认真面对，若所谓的“开放政府”只是花钱请顾问公司做公关，践踏都市规划专业顾问，却在政务官指导下偷渡决策专断之实，难保哪天拆的便是有市民居住的民宅？彼时，柯市长的脸书发言也要谢谢大家真诚磋商吗？

三井仓库最终没能原址保留，但打过这场仗的年轻人们毋须因此气馁。你们曾经搭起一个舞台，展示公共议题的优质讨论，相信直接民主、开放资料与对等沟通建立的决策，不需要超级英雄的背书。这种经历与信念，是可能逐渐渗透到整个城市的治理文化。

而我相信的是：直到我们能在日常生活的公民实践中，共同学习自己的城市与历史，共同承担决定城市的未来，才能真正建构出台北的美学。

（林资轩，台北人，建筑杂志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