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旺角骚动后，社会上对冲突成因的演绎，和对暴力的容忍程度，可谓壁垒分明──网上网下、30岁前后成了两个世界。对于保守温和派，突然而大规模的街头骚乱颠覆了他们对社会动荡（civil unrest）的想像；他们也许逐步习惯包围和占领作为新时代的抗争常态，却难以接受暴力重临家门。对于“勇武”本土派，暴力恰恰是跟泛民的“和理非”、跟社运的左翼思潮切割的仪式。砖头，砸出了他们的政治空间。
虽然政府和主流舆论，一致将这场骚乱归咎于一小撮“暴徒”，但这绝不代表这些人就没有群众支持。愿意接受和诉诸武力，并承担法律后果的人依然是少数，但现实是在年轻人间，同情或理解掷砖者的人绝不是小众！
在这个愈趋两极化的大环境下，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探究事件真相，绝对是两边不讨好。追求事实真相等同问责，特区政府故而迅速否决提议。激进力量既是始作俑者，也就当仁不让的包办了记录、宣传和构建论述的责任，不假外求。不过，如果我们将视野稍稍拉宽，便会发现找寻真相的过程，恰恰是应对制度危机和检讨对立论述的契机。
2011年，英国也发生了一场数十年一遇的骚动。如同特区政府，英国政府立即为暴动定性，拒绝独立调查。然而，英国公民社会却完成了一个比官方调查更有公信力的研究，深化公众讨论之余，更促成实质改革。
基于港英两地政治文化上和两件骚乱本质的差异，用五年前的英国类比当前香港，显然是不完美的。但我们仍能从当年英国的经验，汲取一些值得思考的点。
政府抗拒民间监察
2011年8月6日伦敦托特纳姆（Tottenham） 发生大规模骚乱，并迅速蔓延至英格兰11个城市。暴动的起因是一名黑人青年Mark Duggan被警方射杀，整个暴动过程虽然只是持续4天，却造成超过30亿英镑的财物损失、5人死亡、逾200人受伤，和超过4000人被捕。被捕者中，近半被起诉。
当年英国官员政客纷纷提出的各种论断，今天回顾起来，对港人显得似曾相识：警察总长宣称掌握证据，指有近三成暴徒为黑帮成员，他们为动乱提供了庞大的地区资源和人际网络；司法大臣指摘这是一撮野蛮低下阶层的暴行，那些人不接受传统价值，永远不知道如何成为社会有用的一员；内政大臣认为应检讨现行刑罚制度，是否太过宽松，让恶势力有机会滋长；更有报导指出高级官员曾私下讨论，如果同类事件再发生，是否要适时管制社交媒体的通讯。
同时，历史经验也成为理解制度危机的框架。当香港传媒动辄将旺角骚乱和六七暴动做比较，英国传媒也尝试从1981年发生的布里克斯顿（Brixton）暴动发掘资源，并慢慢聚焦为，要求政府全面调查的诉求。英国首相卡梅伦面对国会质询，坚持：“这不是一场政治示威，或是有着政治诉求的暴动；这只是集体的打、砸、抢。我们并不需要全面调查去认清这些事实”。
英国政府的决定不难理解。无论是民主或威权政府，都希望避免独立调查，因为监察结果绝少符合官方的利益。更何况当时上台不久由保守党主导的联合政府，正全力推行紧缩开支政策；而失业率上升和基层保障减少，已被认为是怨气根源。全面调查无疑是引火烧身。将所有问题归咎于小撮暴徙，反而突显保守党的政纲 “英国正处于一个‘破碎社会’（Broken Society）”有先见之明。
及后，即使饱受自民党、工党和舆论压力，保守党仍旧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仅勉强委任一个较低层次、权责有限的专责小组， 去记录暴动的影响。政府的不作为，却意外让英国公民社会，取得介入调查暴动的契机。
追寻真相的制度传统
找寻真相的传统，在英国由来已久，但布里克斯顿暴动经验的影响尤为深远。当年，以铁腕著称的保守党内政大臣威廉．怀特劳 （William Whitelaw）为表公正，成立了独立调查委员会，并委任斯卡曼（Lord Scarman）主持。斯卡曼是一名自由派的律师、法官和上议院终身贵族；他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走访受影响社区、聆听证人供词和阅读大量卷宗。
斯卡曼主笔的调查报告由企鹅出版社出版。其不单罗列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分析了暴动的政经背景，更提供了切实的建议。其中要求增加少数族裔在警队的比例、完善对警政和刑侦步骤的监督，和将种族歧视刑事化等建议，都是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性（Neal 2003）。
不过，当时左右派并不太接纳斯卡曼的报告，许多阁员对他超前的建议感震惊。右派认为他合理化了暴徒的行为，令英国变得更不安全；左派批评他淡化了制度化歧视，和经济自由化的后遗症。但基于斯卡曼的声望与其报告中的合理分析，报告的大部分建议最终被采纳。那些建议不但逐步改变英国官方处理少数族裔的态度，更成为1984年的《警队及刑事证据令》和1986年《公安法》的蓝本。自此，斯卡曼报告（Scarman Report）变成公正的图腾（Bowling & Phillips 2003）。
2004年斯卡曼以93岁高龄辞世。英国广播公司（BBC）、《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和《卫报》（The Guardian）等不约而同的发表讣文，称赞他是正直的人、持平的法官，和社会改革的先行者。英国前任首席法官更称赞斯卡曼是一个对人性有异常敏锐触角的律师，一个明白到健全社会的要素的法官。这种同时获得左中右正面评价的情况，殊不多见。
人和制度的辩证关系在此表露无遗。怀特劳的远见的和斯卡曼的持平，令民众相信国家不会对政策缺失或社会怨气视若无睹，并逐步建立起一套不成文的制度。面对新一轮的社会失序，这套制度又突显了其韧性，令独立调查变成社会的共同期许，转而约束了现届政府和政党的议程 。
任何制度都要依赖人去守护和更新。如果任由技术官僚主导的专责小组，去处理和总结2011年的英伦暴动，三十年前由斯卡曼报告建立的公信力势必褪色。事实上，不少英国舆论直指专责小组是为撇清（whitewash）暴动与现任政府的关系而设。幸运的是，英国公民社会的介入，呈现了一个也许比政府委托调查，更加切合时势的回应方法。
传媒、学术界和基金会合作
2011年底，英国《卫报》刊出一份其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合作的研究报告，以较严谨和客观的形式探究骚乱成因，并提出适切建议。这份研究分为二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了解暴动的本质和成因，分析暴动参与者的身分、心态和经历；第二部分主要回顾执法和检控程序、了解控辩双方经历，及评估事件影响。报告的上下两部分，分别在2011年12月和2012年7月公布。这份调查报告开宗明义指出：“我们有了暴动，但我们对暴徒缺少了解”；执笔者指出，即便政府已拒绝斯卡曼式的调查，他们仍认为应透过严谨的学术研究，带动深入的公共讨论，并影响公共政策。
这个构思最初由《卫报》编辑Paul Lewis提出，该报收集了不少资料，却苦于没有专业的工具做全面分析，故此找上了LSE社会政策系的教授Tim Newbourn。后者也觉得这个计划要引起社会讨论，要严谨，更要效率，传媒的网络和平台因而缺一不可。
同时，1967年《底特律自由报》（Detrioit Free Press）和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 合作研究美国底特律暴动的佳绩，也诱使传媒和学者再作尝试。那个研究描绘了美国史上有数的暴动的成因，推翻了强调社会结构和暴徒心理的理论，并获得普立兹奖（Pulitizer Prize）。
最后，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及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分别提供8万和14万英镑的资助，令这个2011年英伦暴动研究能够迅速、大规模的进行。前者成立的宗旨是为了探究社会问题的根源；后者主张公民参是社会进步的前题。在公义私利的交织下，传媒、学术界和基金会一拍即合，从构思、找资助、成立团队，到实地操作，才不到一个月。这说明一个健全而有韧性的公民社会，往往能够同时兼顾个人议程和公众利益。
在第一轮研究，研究人员用匿名的形式，访问了分布在7个城市，共270名曾经直接参与暴动人士；他们同时分析了260万则有关暴动的推特贴文（tweets）。在第二轮研究，研究人员访问了超过300名受暴动影响的人士，其中包括130名警察、75名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及40名受害者。这些布置，尽可能严谨而全面的呈现暴动的真相和影响。
反观香港，虽然自2003年七一游行后，不少评论都强调香港公民社会，是如何自主和强大；但观察其回应近年来社会冲突的方法，不难发现这个说法值得商榷。香港的非政府团体不单组织松散，跟基金会商界的联系也颇为薄弱。这当然离不开香港政治格局的制约，但香港公民社会也似乎不断自我设限。其结果是：空有街头抗争的动员能力，或专注逼迫政府的政治压力，却难以自主地回应制度危机。
第三方调查，纪录更完整全面
得益于匿名访问，不少没有被捕的示威者，都透过滚雪球的方式，自愿参与。这说明第三方研究，往往能够取得受访者的信任，令数据更完整，纪录更深入。研究的结果发现，主流的论述和官方的立场，大多是片面或错误的：
一、无疑，示威者主要是少数族裔、低下阶层、教育程度较低的年轻人。受访者中有77.5%年龄为24岁或以下，少数族裔占68.5%，说这是青年和种族的怒嚎，也许并不为过；他们有58%来自英国收入最低的20%地区，普遍对高失业率、学费急遽增加、缺少教育补助和关闭青年中心不满。虽然这些现象和贫穷及紧缩政策有关，但他们倾向视之为制度化的不公义（perceived injustices）。当警方枪杀一个手无寸铁的黑人，便令积累已久的不满总爆发。经验世界的差异，正是主流观感和示威者诉求显著不同的原因（图一）。
二、深入访谈更发现，怨恨主要源于对警方执法的不满，这体现在切亲身经历上（图二）。受访者中有73%曾经在过去一年被警察“截停并搜查”（stop and search），而黑人被搜查的比率要比白人高上近两倍。虽然这里有明显的种族歧视，但参与者却并不愿意视此为种族暴乱。相反，他们强调的是普世的政治权利，而不是藉种族身份。
三、虽然伦敦警方已经将28%的被捕人士有黑社会背景的公布，修正为只有19%，但LSE的调查显示，这个比例在其他地区不但更底，而且黑社会的效应被夸大。透过时序推演和深入访谈，研究人员更发现，许多帮会成员参与暴动，大多是因为“社会失序”的情况提供了机会结构。一方面，大量警力被抽调到伦敦，形成周边地区警力薄弱，令抢劫被抓捕的可能大幅降低；另一方面是持续的暴动，形成了“羊群效应”，令享受无序的欢愉变成行动目标。因此，不少帮会成员趁机占据公共设施或抢劫，很多低下阶层也乘着混乱，去夺取奢侈品或纯粹游荡。换言之，黑社会导致暴动的说法或多或少是倒果为因。
四、 研究同时发现，社交媒体如Facebook、Twitter是主要动员工具的猜测并不准确。BlackBerry手机附带的免费信息功能，才是暴动人士用以动员、交流资讯和计划的渠道。在低下阶层之间，智能手机并不普及，数据收费也太高。他们的动员工具离不开他们的阶级限制。同一道理，归咎社交媒体的作用，往往是主流中产根据自己生活经验的想当然矣。
香港应借鉴英国什么？
香港如果要借鉴英国经验，重点应该不是这个报告的具体结论，而是其方法、态度和影响。
首先，LSE的研究细致的梳理了深层次怨气，和突发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其透过引入不同区域和动态因素，厘清了为什么暴动发生于特定地点、特定时间的原因。比方说，某些地区纵使总体贫穷问题极为严重，但却有良好的警民关系，而且警力充足，暴动的力度便相对温和；相反，即使警力增援及时但用的武力不恰当，形势就往往一发不可收拾。所有集体行动，都离不开其政治社会背景。脱离具体的脉络和时空，去谈革命无罪或镇压有理，似乎无助认清真相，只会成了无休止的论述之争。
再者，研究藉600人的深入访谈，务求令不同身份、立场和岗位的示威者和执法者变得立体。虽说他们难有共识，但受访者希望声音被聆听的渴求，却不谋而合。香港也不是没有类似的努力，只是数量不足。
比如《端传媒》的访问发现，一名参与骚乱的年轻人并不是所谓的“废青”，他之所以无业是在过年前刚完成一年期合约，约满离职。骤眼看，他的苦况似乎与全球化和外判制有关，但为什么示威者会把怨恨指向政权和警察？其他的被捕人士的经历又是否相同？旁观者的身份和态度跟参与者又有没有分别？这些问题，至今我们几乎一无所知。
LSE的研究，在英国带来若干实质改变。首先，得益于《卫报》的平台和受众，该研究几乎成为记录和分析该起事件的权威文本；不断被引用，更引导后续深入讨论。其次，英国广播公司为此制作了特辑，促成被捕人士和政府官员的隔空对话。另一方面，英国反对派领袖、内政大臣和警察总长同时出席发表首轮报告的研讨会，内政大臣更即场宣布全面检讨，在报告中被指为暴乱主因的“截停和搜查”(stop and search)政策 。往后几个月，政府官员被迫面对事实，放弃一些难以自原其说的观点。
批判一点看，这个双赢结果不无幸运。这多少是因为聚焦批判警政相对容易，如果财政紧缩政策被评为主因，政府回应就不见得会那么爽快。事实上，出于政治或司法的考虑，禁制某些报导和访问的情况仍间歇出现。
但无论如何，发掘真相的研究，带动了论述角力，也重拾了民众（尤其是示威者）对体制的信心。报告出炉时，曾经有六成多参与者和五成多市民，相信暴乱很快会重临。但是，当舆论的焦点遂步从归咎元凶，变成理解成因和修补裂痕；议会政治和街头抗争之间，便不再是必然对立。
（郑炜，伦敦政经学院政治学博士、香港浸大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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