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被放逐的劳工：当上海成为他们的无依之地

【编者按】近两个月的高压封城后，五月下旬，上海逐渐显露出解封的“曙光”。虹桥站，这一曾是封城期间被放逐人群的栖身之所，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离沪的人群。而就在不久前，“这里像一个难民营”。

六十天的时间里，以千万计的人们禁足家中，昔日外人眼中繁华热闹的城市，只余空荡的街道和扎眼的蓝色围挡。

流散，也在高楼阴翳下发生着。疫情前，怀揣谋生希望从全国各地来到上海的他们，在疫情爆发后，成为被放弃和驱逐的对象。有人困于闭仄的工棚、有人露宿关停的食铺档口、有人辗转于不同的临时收容所……虹桥站在他们眼中是“五星级酒店”。

自救和互助，帮他们熬过这段为食物和水发愁的“饥荒”期。临近五月中旬，得知上海将逐步解封的消息，他们的心情稍微轻松了一些。网络流出的那句“上海就是个笑话”，也被他们拿来调侃自己对上海的失望。

未来要去哪里，没有人知道。但离开，已经是很多人的决定。

上海虹桥站外的高架桥，被无家可归的人们称为“楼上”。巨型水泥基建成为他们的新家，桥墩下的公路是“楼下”。四月，“楼下”出现了Covid-19患者，露宿者们害怕病症蔓延，一些人带着行囊走到“楼上”居住。

这是月季花开始盛开的季节。高架桥的花坛，月季枝蔓伸展开来，一朵一朵探出栏杆。入夜，空气沾满凉意，风在“楼上”呼啸而过。露宿人们的新家悬荡在十几米高空，他们躺在硬邦邦的水泥地面，倚着鲜红的水马路障，尝试避避凉风。不远处一所公安局，白色墙体外挂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牌，光线从公安局的窗户射出。总在附近转悠的的士司机估计，留宿在虹桥站周边的劳工，得有一两千人。

上海疫情从三月迅猛蔓延，强硬的清零政策让这座城市彻底瘫痪。四月下旬，曾宇熙从北京回上海，与京东援沪人员搭乘同一班列车。彼时京沪往来高铁列车，每日从数十班次锐减到一班车。上百红衣援沪京东员工坐满了几节车厢，抵达上海后，队伍排列齐整，喊了口号，“上海我们来啦！”曾宇熙觉得他们意气风发，带着敢死队的决心，要来拯救陷落疫情的上海。

只不过，眼前的光景是割裂的。虹桥站往日的热闹和嘈杂不再，提醒疫情防控的广播声格外响亮。曾宇熙与浩浩荡荡的红衣队伍往出站方向走去，只消五分钟的路程，他逗留了逾半小时。他觉得自己难以消化眼前的景象，四周是打地铺的人们，饮料机和服务台附近有插头，聚集着不少人；有人拆开广告灯箱，垫着睡觉。人，家当，未知的命途，散落一地。曾宇熙听到京东人窃窃私语，虹桥站怎么这个样子？

担心物资紧缺，曾宇熙特地从北京带了几包真空包装的烤鸡。他拿出一包烤鸡递给在虹桥站睡觉的人。上海的情况比想象中糟多了，“这里像一个难民营，”这个念头从他心里掠过。走到室外，那是一个新上海。

失控

三月底，高铁列车和私家车接载了一波波来上海寻找工作机会的人，不少是奔着方舱工作来的。广场上是一片乌央央的人头。眼前的一切有些魔幻，张美华以为自己回到了老家，“周围人像以前70年代放电影一样，（好像）聚集在一起看电影。”

时间倒流到农历新年后不久。二月中，许军坐上堂哥的小汽车，从连云港老家出发，驶向上海。六个小时的车程，许军在睡梦中勾勒新一年的挣钱计划，“来的时候，我们是满怀希望来的。”一觉醒来，车子停在此前打工时住的工地宿舍门口。

此行的首要目的是讨薪。许军想趁工地开工前，把去年四万多工资讨回来，再继续打工。他离家匆忙，没带换洗衣服，身上是一件冬天的夹绒棉袄。他计划好了，要到钱，开工后，再让同乡小工帮忙带行李来也不迟。

56岁的许军在上海地铁14号线的建设工地做电焊工。他年纪大了，膝盖有旧疾，做过几次手术，干不了太重的活儿。不过，电焊也不轻松，一台通风系统风机足足两三吨重，先由两名小工吊起，再由许军将其固定在地铁站顶盖。过去两年，许军焊了几百台风机。许军觉得戴着眼罩不方便，有时候嫌黑也不爱戴。火星日日在眼前迸射，久而久之，视力受损不少，视线逐渐模糊。来上海打工后，许军戴上了眼镜。

即使如此，他还是满意这份工作的。日薪350元，因为在地下动工，无论刮风下雨都不会停工。许军的上海生活与假期无关，他也对此感到自豪，“我都是满工的，去年干到将近300个工（天），从来没休息过。”白天在地下干活，收工后天色已晚，许军觉得自己没有时间、也没有闲钱欣赏上海广为人知和光鲜亮丽的那面。

一年下来，许军的工资积累到八九万。按照建筑工地惯例，每个月付给工人3000元生活费，剩下的钱在年底一次性结清。年年被拖欠工资，许军的经验之谈是，“你只有继续给他干活，不干更要不到钱。”

讨薪之路并不顺利。抵达上海第一晚，保安拦着不让进宿舍。许军绕到后门，撬开铁皮推拉门的锁头，硬是住了进来。往后一个月，许军和十几位工友，辗转市政府、劳动局、信访办和专管地铁建设的建筑总公司，多番找各方申诉、谈判。政府部门迟迟没有回应，总公司反覆要求对账。讨到最后，总公司的领导指着帐目上的日薪说“不值得这么多钱”，要扣20%。许军不愿再耗下去，接受了缩水的三万多欠薪。

讨薪的日子里，许军和工友们每天在外东奔西跑，那时进入室内公共场所前，无非就是扫个健康码，不异于往常。逐渐爬升的新冠确诊人数尚未引起他们的注意和担忧。“上海是大都市，不能封城封路的，”许军心想，“电视新闻不是天天说吗，上海大都市，全国人民的生产制造都在这里，不可能封死的。”讨薪之旅让许军对地铁工地感到失望，他想回老家另谋出路。没想到，回家的路被堵上了。

年近40岁的萧力来到上海打工八九年了。近年，中国一线城市的生活运转高度依赖外卖员。天气暖和的时候，萧力便是一位众包外卖骑手（注：在平台APP上注册便可成为众包骑手，可自由接单，平台企业将外卖单外包给众包骑手，无需支付固定工资、缴纳五险一金），驾驶电动摩托车满城跑。上海冬天冷，萧力觉得跑外卖有点受罪，就去做餐饮业，到隔年夏天，再骑上摩托。

萧力在重庆出生。山城火锅店兴盛，他离开老家后，在外地和朋友开过火锅店，也四处打工，做过电焊工、修车的、厨师、汽配等等，“反正有什么做什么，对我们这样没文化的来说，只能是混个温饱就行。”几年前，萧力落脚上海，对打工者来说，国际大都市始终有吸引力，工资比其他城市高点儿。不过，住的环境和都市人没法比。萧力的住处是群租房，房东是上海本地人。群租房有3间房，挤着8个人，房里摆着上下铺（注：碌架床、双层床）的床架，大房间能塞进四五人，一个床位近千元。“是稍微有些违规的，”萧力小心翼翼又坦白地说道，“只要你不瞎闹腾，正正规规在里面住，然后居民也没什么反应，什么都可以。说白了就是一种潜规则，默默地让你住。”

进入三月，自由在一点点消逝。萧力租住的小区接连短期封闭了几次，“就只是失去一点自由，别的都还好。”萧力心想，或许只是短暂隔离，网购也一切如常。关在咫尺方寸的小屋，萧力没事干，研究起电商。在外打拼几年，他不看好实体店的前景，把希望转寄到网店。

三月底，50多岁的张美华辞去了一份全职护理工作。这份工作从2021年10月开始，照顾对象是一位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张美华从医科学校里毕业，在老家做过几十年医生，也当过老师，照顾人对她来说是得心应手的事。老人原本已经说不出话来，每天喂饭的时候，张美华趁机引导老人表达自己的需求，尝试简短发音，例如“饭”、“饿了”、“饱了”。几个月后，老人可以吐出几句简单的生活用语。张美华原本以为今年过年可以回家，雇主一家外出，要求她多留一阵子，她一人待在家照顾老人，没想到一待就拖到了疫情爆发。

随着小区封锁，不少人转为居家办公，也有不少人的生计停摆。张美华雇主的工作被疫情波及，想节省开销，提议降薪。张美华心里不服气，觉得自己为这个家庭已经牺牲了不少。一气之下，张美华辞去工作，拖着行李箱离开了雇主家。

在劳务中介的宿舍住了两三天，辗转之下，张美华听说虹桥站爆发工作需求，招工如火如荼，于是拉着行李箱前往虹桥。三月底，高铁列车和私家车接载了一波波来上海寻找工作机会的人，不少是奔着方舱工作来的。广场上是一片乌央央的人头。眼前的一切有些魔幻，张美华以为自己回到了老家，“周围人像以前70年代放电影一样，（好像）聚集在一起看电影。”

流浪

疫情封城期间当外卖员，萧力算是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多重宇宙。有次夜晚跑单，他看到一个小区门口堆满了物资，“他那个多好啊，五六斤后腿肉，还有五花肉，有两种肉。黄瓜、茄子、西葫芦还有青叶子菜，这么大一包，还有一板鸡蛋。别的小区有这个待遇？不可能，别的小区能给你一点方便面就算不错的了。”

四月，萧力的流浪生活开启。

直到三月底，没有人相信上海会真的封城。愚人节前一天，萧力居住的小区突然打开大门，美名其曰让大伙儿“放风”，其实是出外购物储粮的最后一次机会。没人想到一场漫长的封锁向他们砸来。萧力宿舍的人只买了一小包食物，打算顶一个星期。

“放风”这一天，萧力决定出走。原本他只是觉得在小区憋得闷，手上正好有外卖员的通行证，想着不如出去溜达溜达。预计在外奔波没有开水，他连泡面也不打算买，精心规划了适合的干粮，例如饼干和面包。在外睡了一晚，隔天，房东叫萧力回小区做核酸检测，他急忙赶回去，发现大门被围了起来。保安说需要核酸结果才能进小区，萧力找了间医院自费做核酸，带着结果回小区，保安还是不让进。“今天是不能进也不能出了，自己在外面想办法解决。”保安摆摆手让萧力离开，萧力转头骑车走了。

萧力意识到自己得露宿街头了。

逃出小区，萧力随身衣物不多。一辆摩托车，一件薄羽绒服，前一天买得干粮，几乎是全部家当。白天，萧力开着摩托车张罗外卖工作。刚离家的夜晚，下了雨，萧力四处奔波，终于找到一个稍微能遮风避雨的地方睡觉。

新家是一间食铺的档口位置，最重要的是，那里一定程度上能遮蔽警察的视线，多住一晚是一晚。上海正值春夏之交，天气好的话，傍晚夕阳的澄澈光线撒在档口地面上，温柔的色调颇像一部文艺电影。

对萧力而言，四月的生活可以浓缩为一个词，生存。

谈到生存，饥饿是首要难题。在外露宿头几天，很缺食物，萧力第一次感受到饥饿的力量，“眼里冒金光。”渐渐地，萧力摸索出获得食物的窍门。封城期间，关在小区的人们靠团购维生，外卖骑手成为能大赚一笔的职业，在郊区送外卖尤其是门好生意，由于骑手紧缺，调度费飙升到800元。不过对萧力来说，接下郊区外卖单是为了顺路买食粮。郊区没有市区管得严，有的食杂店会偷偷摸摸开门，门下露出小缝，“反正大家都是明白人，看见门开了一点点小缝的话，意思是说里面有人，你就可以轻轻敲敲门，问一下可不可以卖东西。”萧力有时会花上单程两小时的时间，跑到东北部郊区买一大袋零食，火腿肠、肉、八宝粥、啤酒，好几百元。

有一次送外卖，路过的小区保安偷偷贩卖盒饭，萧力才吃得上“最好的一顿”。盒饭有红烧肉、空心菜和西葫芦。萧力把盒饭照片发到微信群，关在小区的朋友们好生羡慕。朋友告诉他，自己连续吃了两个星期的泡面，“吃吐了。”

“要是平时的话，一个盒饭算什么，根本不叫什么事，谁都不在意，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一个盒饭的话，很多人可能（眼睛）已经在冒绿光了。”萧力说。

睡眠是第二个问题。萧力从家里出来，就拎了件薄薄的羽绒服，白天能当外套，夜里当棉被。一开始在外露宿，萧力也没有睡袋或睡垫，就坐在摩托车上睡，伸直脚往车柄一架，竟也能维持平衡，一整夜不跌下来。四月的天气不全然晴朗，三分之一的时间是雨天，最低温能到10摄氏度以下，萧力有时候在夜里冻得瑟瑟发抖。

水是第三个难题。萧力说，档口新家的优点之一，是离公共厕所近，只有六七百米。在封城的日子里，公共厕所难求，在外游走一个月，萧力只见过两个公厕开着，不仅得扫码进入，也有专人看守，只允许洗手，洗漱是奢望，“更别提洗澡了，洗个脸都费劲。”萧力说，见过有人偷偷带着塑料瓶进去接水，出来再找地方猫着刷牙。

疫情封城期间当外卖员，萧力算是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多重宇宙。刚开始封城，社交媒体上日日流传缺乏食物、药品的求助信息。有次夜晚跑单，他看到一个小区门口堆满了物资，“他那个多好啊，五六斤后腿肉，还有五花肉，有两种肉。黄瓜、茄子、西葫芦还有青叶子菜，这么大一包，还有一板鸡蛋。别的小区有这个待遇？不可能，别的小区能给你一点方便面就算不错的了。”萧力感慨极了。

外卖员同行在微信群里分享自己的物资，只有“基本生活所需”，即“面条，一两个土豆，一点点辣椒，一个洋葱，一个圆白菜，就这么搞定。”这里头还不乏发霉的、烂掉的蔬菜。物资也不是常有，只派过一两次。群里有的同行一个月靠啃面包过活，“饿了才啃一点，整整一个月就这么吃，就为了活命。”

萧力还在马路上遇过阳性患者。有次他骑着车，被警察拦下查通行证，顺利放行后，警察悄悄叮嘱他，路边不远处的人确诊了，让他离远点儿。萧力心里纳闷，不明白为什么警察能让确诊患者在大马路上晃悠。

人们开始对官方消息失去信任。萧力觉得自己看到的上海有别于新闻所描绘的。“新闻中说物资运到上海，都有吃的、有喝的，实际情况是，涝的涝死，饿的饿死。”萧力觉得，无论是封在小区里的人，还是被驱逐露宿的人“心理素质差一点，都能被逼疯。”

流浪生活不易，萧力庆幸自己没被关在小区。多一点点的自由，意味着多一点可能性。在城市稍微松动一点时，有的小区被允许在楼下小范围自由活动。理发店的老板娘搬了把小椅子，摆在路边，帮人剪头发。萧力路过看到，赶紧加入，他已经一个多月没剪头发了，“理个光头算了，谁知道什么时候能解封。”

一位寡言的大姐和萧力一同住在档口。萧力把档口通往店铺的走道位置让给大姐，那里稍微暖和些。走道上的窗户被蓝色塑料布随意糊上，这块布破破烂烂的，露出一个大窟窿。往外望去，十米开外的房子挂着鲜红的横幅标语，敦促人们尽快打加强针。在封城期间，标语似乎失去了它的观众。

平时，萧力外出买到干粮，会顺带分点食物给大姐。“平心而论，大家都不容易，能帮伸下手就伸下手，又不是多难的事情。”萧力说，“我虽然说我不相信好人有好报，但是平心而论，该支援就支援，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脆弱的底线。”

长年在外打工的生活，让他形成一套既帮助他人、又保持距离的处事哲学。他与大姐不太对话，“大家都是落难人，你说太多的话，人始终是有个面子，有个脸皮的，你不能让别人感觉你是在施舍她，对吧？”萧力的语速总是不疾不徐的，“反正疫情大家心里都很难过的，你在她心里再插一刀，我感觉有点过意不去了。”

流浪生活满一个月时，正值五一劳动节。萧力那天很早回到档口新家，看到地板有清洁过的痕迹。大姐告诉他，老板说隔天起就不让住人了。“所以我第二天就走了，就没有回去过了。”萧力又得找寻下一个新家。

上锁

肉身被锁住，意味着工人的生计停摆。在几乎停滞了的时间里，人们吞咽落肚的难言之隐渐渐浮现。有人每天和手机那端的妻子联络，为钱的问题发愁、争执。许军说，在这个密集而闭塞的空间里，“情绪崩溃的，可能白天看不到，但晚上有人哭是正常的。”

3月20日，一讨到欠薪，许军和工友们就被赶出宿舍。有人旋即返乡，许军的老家出现疫情，乡里严格执行“不进不出”的防疫政策，只得和堂哥滞留上海。他们决定去相识工友所在工地中转几天。临时宿舍是地铁工地旁的组合屋，一个白盒子18平方米，装两三个人。没想到入住后翌日，工地大门无声无息上了锁。

3月25日，工地派人带工人统一去附近的菜市场买菜。许军抓了一把小青菜，卖家喊价35元一斤，许军觉得贵，“想扔下，又不好扔，唉我只有买了。”在菜市场，疫情的严峻迅猛且直观地展露在菜价上。两棵大白菜，平日不到20元，此刻飙升到98，50斤大米要160元。这些对许军来说简直是天价。以前许军和堂哥两人总是搭伙吃饭，一荤一素的12元盒饭也不舍得买。那次许军掏出300元买了一小袋食物，每天撕下两片白菜叶子省着吃。完成储粮翌日，工地上有人发烧了。

工地封闭后，工人们每天被要求做抗原快速测试，并且需要上传抗原结果的相片，发到工人封闭管理的微信群。许军每天盯着群消息，发现群里的“两道杠”（注：即抗原结果呈阳性）越来越多。吊车将一部分组合屋挪到远处，确诊者集中住在远处的组合屋。很快，用来隔离确诊者的组合屋就住满了。

许军焦虑极了，在微博上疯狂发求助贴，每天拨打12345热线（注：各地市政府设置的便民服务热线）。直到四月中旬，工地感染人数近半，剩下的人突然被转运到浙江酒店隔离，阳性患者则被送到方舱。出发去浙江前，工地有人告诉许军，隔离完就能回家。许军很兴奋，立马相信这个说法。不过，期待很快破灭。

浙江隔离结束后，许军等人被送回讨薪时居住的宿舍。为了配合高压防疫措施，宿舍进化了不少。大门的旋转闸机外加了一道铁质卷帘门防线。宿舍区有八排活动板房，前四排给工地领导住，从第五排开始是工人区域，每排板房之间竖起了一道比人高的、木板做的栅栏。木栅栏设有可活动的小门，除了送饭时能打开，其他时候都被铁链锁住。许军和其他十几名工友住在第五排板房，接近板房门口还有一道木栅栏，平日也被铁链缠绕。

其实，木栅栏的原料来自板房内的上下铺床板。许军看到，好几个房间空荡荡的，床也不见踪影，上下铺的铁架被遗弃在木栅栏旁。工友们东拼西凑，才勉强搭建出能睡人的床。

对这些改变，许军套用了一个官方新词，“硬隔离”。这些变化让他清楚意识到，要离开上海，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被关在工地宿舍日子是枯燥的。每天中午和傍晚会派发食物，大多时候是老坛酸菜泡面。许军说，由于央视在今年三月爆料酸菜制作过程中存在卫生问题，大伙儿都心照不宣地丢掉酸菜配料。为了增强饱腹感，许军往泡面盒里倒很多水，直到溢过注水线，最后把面汤喝得一滴不剩。

五月气温慢慢攀升，热气聚拢在屋内，两个吊顶风扇形同虚设，许军和工友们都打赤膊。许军听说，两米外的后排板房，住着从方舱回来的人，怕得连窗子也不敢开。从老家穿来的夹绒棉袄早已不合时宜，被挂在床尾，象征性地为许军划出一点私密空间。只有出门做核酸的时候，他才会迫不得已穿上这件唯一的上衣。

打发时间成为每天的挑战。许军依赖用谍战片来消解情绪，手机下载了十几部影片，每晚看到两三点。宿舍没有Wifi，只得靠流量支撑小小的手机屏幕。讨薪后，许军留下一千元，剩下的早早就寄回家。留下的钱几乎用来充话费了，“两个手机近六百元。在这里只有手机陪伴了，干瞪着墙你受不了的。”

肉身被锁住，意味着工人的生计停摆。在几乎停滞了的时间里，人们吞咽落肚的难言之隐渐渐浮现。有人每天和手机那端的妻子联络，为钱的问题发愁、争执。许军说，在这个密集而闭塞的空间里，“情绪崩溃的，可能白天看不到，但晚上有人哭是正常的。”有一晚，有人趁夜从墙头爬出去，一到街上就被警察抓走。

最令许军感到寒心的，或许是外面的人看待工人的态度。许军印象很深，五月初，宿舍区一百多名农民工去不远处的核酸检测点排队做检测，穿着蓝色防护衣的检测人员命令他们离开，“不给农民工做核酸”在许军听来格外刺耳。这是工友们第三次前往该处做核酸检测，在许军看来，拒绝来得莫名其妙。他火冒三丈，“为什么前两次给我们做，现在不让我们做？我们农民工不值钱吗？我们农民工贱吗？我们外地捐的物资你们没吃吗？你们对我们这样干嘛？”检测人员的领导自然不理，嚷著有农民工聚众闹事，掏出手机准备报警，朝保安方向走去。

许军觉得农民工被当作“毒瘤”对待。

陷阱

病毒扩散的步伐没有在东海停下脚步。感染的担忧很快成为现实。进入东海一周后，方虹接到核酸结果“异常”的通知。诡异的是，当接到疾控中心通知核酸“异常”结果的电话时，方虹心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终于解脱了。”

四月初，方虹以为能在上海赚一笔钱。

上海封城当日，方虹正在深圳上一门家政速成课。她刷着微信，看到中介发布上海方舱护工招工广告。条件令她心动极了，日薪500至800元，工期3至5个月。这份短期高薪的工作战胜了她对染疫的担忧。方虹盘算这笔工资可以怎么花：一万多交一年养老保险，剩下的去云南旅游，还能休息一个月。落决定并不困难，她马上报名，交付近2000元中介费。

方虹47岁，曾在广西一家国企工作逾20年。2018年离开国企后，做过几份散工。方虹说，像她那个年纪的人，大多做家政或在超市打工。老家工资基本只有两三千元，没法维持生活开销。方虹决定到大城市投入家政行业，工资水平是老家两倍。

4月7日早上，动车从深圳北上。与方虹同行的人学历都不高，她们以前做过保险、房产销售、家电清洗和保姆。晚上八时许，列车抵达上海虹桥站。方虹觉得汇合的场面嘈杂、混乱。一百多名外地涌来的劳工被分为护工和保洁两组，分别被催促登上两辆大巴。没人知道大巴的目的地。

方虹被放在护工组。当天深夜，他们被安置在一间护理院的会议室休息。翌日清晨，方虹被告知此处是东海老年护理医院，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地点并非中介招工广告所说的方舱。几位工作人员教新来的人穿脱防护服，简单说明如何照顾老人和打鼻饲。两个小时的培训后，方虹开始照顾九位老人。

东海的情况糟透了。方虹得知，不少本院医护在三月感染，已转移隔离，院内大多医护人员来自外院，他们不熟悉院内老人原本的情况。

护工工作是六小时轮班制，每天两班。进入病区前，方虹得花半小时穿戴防护装备，先穿一层白色防护服和口罩，套一件蓝色背开式隔离衣，再戴透明面罩和两层手套。这是艰辛的工作，六小时内往往不进食、不如厕，尿不湿成为必需品。

一离开病区，护工们首先做的是脱下防护服。过程分为两步，先在“一脱区”脱下易沾染病毒的装备，包括防护面罩、蓝色隔离衣、白色防护服和第一层手套，而后到“二脱区”摘掉口罩和第二层手套。这些步骤在病房大楼外临时搭建的雨棚完成，“一脱区”和“二脱区”相隔两三米，中间没有隔板完全遮挡。有一次，队伍排了几十个人，等了40分钟才轮到方虹，“都快虚脱了”。

方虹看到，许多人没有按照培训规定流程脱下防护服，她感到担忧，觉得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同时，队伍中人与人的间隔往往只有20厘米，也会带来风险。但她顾不上这么多，双手每天长时间塞在两层紧致的手套中，手指早已充血、肿胀。她只想回宿舍洗头洗衣服，打理好自己，能睡觉的时间不到三个小时。

病毒扩散的步伐没有在东海停下脚步。感染的担忧很快成为现实。进入东海一周后，方虹接到核酸结果“异常”的通知，她特意追问，“异常”等于“阳性”吗？电话那头笑了笑，给出肯定的答案。方虹猜测传染来自宿舍，有人确诊后，同住的人不会被及时通知，难以做好防护措施，大家照样在宿舍生活，“平时在寝室吃饭，总不能24小时戴口罩吧。”方虹宿舍住了六个人，最终五人确诊。诡异的是，当接到疾控中心通知核酸“异常”结果的电话时，方虹心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终于解脱了。”她身边不少人也有这个想法。

事实上，来到上海后，方虹才发现劳动协议上的甲方，并非劳务中介或东海，而是负责东海护工的上海锦星医院管理有限管理公司。方虹等临时护工希望向锦星索要感染和隔离的补偿。另一方面，许多外来务工冲着中介的招工广告，急匆匆来到上海虹桥站，才发现找不到联系人，工作自然也打水漂，只得在虹桥站露宿。方虹说她见到不少这样的人，“从3月底到4月份来到上海务工的人，不知道多少人像我们沦落到这样的陷阱里。”

遭遇黑中介，是疫情期间隐密又常见的陷阱。根据中国青年报，有中介发布招聘保安的广告，称工作区域没有新冠感染者，直到受访工人被带到工作区域，才发现所在小区内早已出现群体感染。方舱也是经常出现招聘欺骗的场地，实际工作内容往往和招聘广告描述不同。

正因为护工间的互相通信，方虹得知，东海不允许在方舱隔离结束的临时护工回去工作。方虹联系了锦星的管理人员，对方表示，政府会接管从方舱出来的人士，东海和锦星不再负责这批临时护工的后续事宜。

方虹感到愤怒，来到上海短短几天内，高薪的美好愿望在被冰冷的规则和现实戳破。“谁知道来这里才几天就感染了，哪里能挣到钱？根本就挣不到钱。回去还要面对高额的自费隔离费用，所以这些姐妹都很崩溃的，很多人甚至借了很多钱（中介费）来的。”方虹说。

在方舱隔离一个星期后，方虹在其他临时护工指引下，抵达一处没有容身之处人员的汇集地。而后，方虹被送到政府设立的临时收容站，其前身是一间中学。课室内清空了桌椅，摆上十张床，方虹迎来新一轮七天隔离。在隔离的第七天，他们会做一次核酸，若阴性过关，再做转移。有的临时护工不知道收容站的存在，离开方舱后流落街头，在地铁口过道待了两天，靠别人救济的食物维生。

“以前只知道收容所是收容那些流浪人员的，现在我们也跟流浪人员一样了。”方虹说。

没有容身之处的人们，被迫进入踢皮球的游戏。失去工作和攒钱的机会，等待他们的只有一个接一个的收容站。方虹在结束中学的隔离后，被转送到另一处由小学改造而成的临时收容站。小学收容站很快因为出现阳性，在五月初又将所有人转移。也有工作人员表示，因学校准备复课，无法再收留他们。听说下一个留宿点没有床，方虹和其他人把被子和薄薄的床垫装进专用的黄色医疗废物垃圾袋，打包带走。

黄色垃圾袋算是流浪者恩物，在外收容期间十分实用，不单能装东西，还能套在纸箱里，再倒进热水洗澡，“用处大著呢。”

新隔离点落在小区。方虹等六人被分到空置的“两室一厅”套房，60多平方米，简易安装了水电，洗手盆像是下一秒就会掉下来。方虹和一位同伴在客厅里打地铺，凭藉一扇只能打开一掌宽的窗户接触外界。以前在学校收容站，还能在走廊上活动筋骨，现在困在套房，也没法洗热水澡。方虹觉得自己在坐牢，众人开始想办法离开。

困顿

张美华说自己在大深山里长大，没那么娇贵，小时候到处爬树，生存能力很强，露宿的生活根本不算什么。“七八十年代，吃不饱，你真的要厉害，要为父母分担啊。”张美华在虹桥露宿时，缺水源，她找到停车场的自来水龙头接水。缺电，就把马路上悬挂摄像头的配电箱撬开，招呼其他人一起使用配电箱内的插头。

在国家的宏大抗疫叙事中，个体永远是被安排的那方。失控的命途中也不乏有挣扎。

方虹尝试过维权。感染的临时护工离开东海后，方虹发现，管理人员马上将临时护工的微信群解散了。方虹觉得锦星是在切割，抛弃她们。方虹决定重新组建微信群，和其他被感染的护工互助自救。平时，大家在群里聊各自所在方舱的情况，探讨离开方舱后的去向，包括解封后如何维权。

方虹有过争取劳工权益的经验。2018年，她所在的国企破产倒闭，被私企收购后，他们被告知可以自主选择留下或离开。方虹决定离开，但离开的工人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方虹记得，当时他们拉横幅，闹得很厉害，当地政府派工作组来协调了很久，最终每人得到了三万多元的补偿。“如果不争取的话，一分钱补偿都没有。”其他临时护工对方虹很有信任感，她们觉得方虹文化程度高，能做他们的代表。

经过朋友介绍，方虹找到了一位律师。她们决定先谈判，实在不行再走或会耗时良久的司法程序。但原护工群解散后，锦星管理人员的联络方式消失无踪，锦星老板也不接他们的电话。

方虹的同伴们去政府网站留言，尝试拨打12345热线和劳动监察部门、劳动保障谘询、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政府部门“推来推去，没有多大效果。”方虹说。直到有一天，方虹突然接到劳动部门人员致电，她立即把锦星老板的电话报给了该政府人员。翌日，一位锦星考勤人员主动联系方虹，但该人员无法回应护工的诉求。

终于，方虹添加了锦星老板的微信。对方态度负面，称劳工协议上已注明工资待遇，又说很多人按照规定防疫、至今未被感染，怀疑方虹等人故意感染以骗取费用。“我后来也很无奈，我什么也做不了，感觉很对不起相信我的姐妹。”

劳工权益受损的情况屡见不鲜。温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忠颖曾做研究，指出劳工在疫情期间从事临时岗位的权益保障问题，其中在签订合同时，劳务单位提供的协议内容存在解释障碍，在发生劳动争议时变成对甲方有利的证据。

很多时候，帮助劳工的工作又落到志愿者头上。回到上海后，曾宇熙成为了一名志愿者。他发现劳工普遍遇到几类问题，一类是方舱的临时工，例如做建设、水电工、护工等，招工广告上的工资往往逾千元每日。中介收取高额介绍费后，极有可能消失无踪。奔着高薪工作来到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不少人直接前往工作地点，被告知已经不要人了。他们只得返回虹桥站，寻找新的工作机会，或滞留在站内。另外，想要返乡却抢不到车票的情况也十分常见。

志愿者能提供的帮助中，物资和食物算是基本保障，也会帮忙返乡抢票，甚至会帮工友寻找工作机会。但志愿者力量有限，有的工友三番五次被黑中介欺骗，曾宇熙也颇感无奈。他的心态慢慢发生转变。志愿者希望介绍露宿者去收容站居住，不少工友拒绝了这个提议，原因很简单，收容站虽然供吃住，但隔离意味着失去捕捉工作的机会。曾宇熙还记得，虹桥站有位警察，花了自己的钱帮这些滞留劳工抢票，刚把票抢到手，对方接到中介电话，急匆匆离开前往工作地点。警察此后不愿再接收单人抢票需求，要求志愿者走流程提出求助需求。

4月15日，上海第154场疫情发布会上，官方终于提到流动人员的问题，表示居无定所的社会流浪人员始终是社会救助工作领域高度关注的对象，包括“酒店旅馆封闭、高铁和公共交通暂停之后短暂滞留；二是此前在工地、市场等务工场所居住，现因封控被要求离开，又一时找不到居住地的人员；三是来沪求职未果，又暂时不想离沪的人员。”社会流浪人员也被官方视为疫情防控的流动风险源。5月10日，政府称公安开展在沪滞留人员安置查找工作。

不过，有关注民工的志愿者撰文表示，政府曾在4月20日发布工作提示要求，对无处居住的人员“按照属地原则，由各区、相关街道落实安置场所”，但其支援团队在26日接触一部分露宿者时，对方表示从未接到来自居委会和街道的安置电话。

或许大多时候，人们最终只能靠自救或互助。张美华再次回到虹桥，已是五月中旬。在这之前，她获得了方舱的工作机会。离开方舱的最后一天，她打包藏了几天的馒头和面包，跑到方舱门口的保卫处，用微波炉加热。张美华没地方去，又回到虹桥站。从方舱到虹桥车程一个多小时，20多个馒头面包还热乎。抵达后，她把食物分给在虹桥露宿的人们。

张美华说自己在大深山里长大，没那么娇贵，小时候到处爬树，生存能力很强，露宿的生活根本不算什么。“七八十年代，吃不饱，你真的要厉害，要为父母分担啊。”张美华在虹桥露宿生活中彰显了生存能力。缺水源，她找到停车场的自来水龙头接水。缺电，就把马路上悬挂摄像头的配电箱撬开，招呼其他人一起使用配电箱内的插头。

她清楚意识到，当下的遭遇与小时候的贫穷，是截然不同的。“这种痛苦是不一样的。小时候虽然没吃没喝，人是快乐的，没有精神压力。在这个地方，有精神压力。”

张美华和许多人一同睡在虹桥高架桥的“楼下”。她睡眠质量不错，夜里八九点就能入睡，再多噪音也吵不醒她。凌晨四点醒来，天还没亮，身旁有人还醒着，坐着发愁，有男人哭着给老婆打电话，说三天没怎么吃东西了。

来上海的这段时间，张美华唯一一次哭泣，是在方舱医院工作期间。那次，她的生理期快到了，托偷偷溜出去买东西的同事买点卫生巾、洗发水和其他食物。张美华把买回来的一大袋东西藏在闲置病房，院方通过监控看到她从病房拿出塑料袋，觉得她偷窃。张美华觉得自己很冤枉，哭了一下午。生理期到来，张美华只能多套一层衬裤，经血沾满了裤子。过了两天，院方才给了她一包卫生巾。

离开

流落街头的画面，对萧力来说也不陌生。他长年漂泊在外，非典期间正好到广州打工，默默帮街头流浪的小孩。他也闯荡过北京，付不起旅店费用，就睡在马路边。他说自己现在变得安稳了，没有以前那么有激情，“平安是福，就安稳活着。这两年疫情闹得。”

所有人都谈到自己对上海的失望。

几乎每一天，许军都迫切希望赶紧离开上海。在板房闷得慌，他回顾起过去的日子。2014年，许军在老家开了养猪场，养了几百头猪。18年一场猪瘟扫荡，猪死光了，许军欠下20万高利贷。他很慌张，不知如何是好，在微博写下自己的无助。很快有警察找上门，以寻衅滋事罪把他抓到派出所。

再早几年，许军的大女婿因白血病离世，妻子心理受创，患上精神疾病。猪瘟带来接连不断的灾难，让许军妻子彻底“疯疯癫癫”，整天到处乱跑。许军没钱送妻子入住精神科。他有两个女儿，现在因各自的生活难以照料母亲。妻子生活难以自理，目前一人在老家，靠熟悉的邻居和亲戚送饭。

因为养猪，家里早年安装了摄像头。猪死了，摄像头的职责变成监视妻子。现在许军在上海，只能通过手机上的应用程式盯着妻子一举一动。要是家里没见着人影，就赶紧打电话回去让邻居帮忙找人。困在上海超过两个月，许军很想回家，一刻不愿多留。

五月初，人们正想方设法逃离上海。网络上流传着几份攻略，教人们如何离开上海。微信上，不同省市的离沪返乡微信群组建了起来，每天都很活跃。离开并非易事，条件一箩筐，需要24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家乡的接收函，上海所在街道签发的通行证，三类文件缺一不可。

绑住许军的主因是上海通行证。没有街道和社区为许军负责，政务求助热线、110派出所和社区把责任推来推去，又是一场踢皮球游戏。直到五月中旬，许军花了好大口舌请求工地领导，才终于有机会从宿舍释放，跑一趟社区。他提前手写好一份返乡承诺书。最终，许军和领导跑了五个社区办公室，对方均以非管辖范围拒绝受理。

返乡似乎变成一门隐密的生意。许军说，自己在五月上旬曾接到一个上海陌生来电，对方要求1100元，就可以送他去堂哥小汽车停放的地点，许军和堂哥原本打算开车返乡。对方还承诺包办通行证。许军已无心追究对方如何拿到自己的电话，关键是，他已经身无分文，根本拿不出那笔钱。

也有人想再多停留一会儿，例如张美华。她从家里出来时，想着春节能回趟家，也没带夏季的衣衫。她说自己对吃的挑剔，行李箱还装着老家带来的葛根粉、红枣和粉丝。张美华想念老家，但她能忍着。她想在上海待到夏天，至少得是解封后吧。张美华在电话里的语气严肃，说不想让自己有任何机会把病毒带回老乡，在她看来，那是极不负责任的事儿。她忍不住埋怨起来，觉得这两个月上海乱套了，这座城市好像无政府。

觉得“乱”的还有萧力。当档口新家离开后，萧力换了好几个地方睡觉，躲警察又成了关键，在生存挑战清单上，睡觉问题甚至超过了饥饿。有时他睡在人行道的花坛，那里隐密，不易被发现。有时睡在桥洞下，有时公园草地搭个帐篷又能度过一晚。“你们可能以为睡水泥地板感觉苦，其实有给你睡已经很不错了。看你运气了，运气不好警察就撵你走了。”我们问萧力，很多人在虹桥站睡，他怎么不去？他第一反应说道，“那是他们享福啊。”“按目前的条件来说那里是五星级酒店吧。”

流落街头的画面，对萧力来说也不陌生。他长年漂泊在外，非典期间正好到广州打工，默默帮街头流浪的小孩。他也闯荡过北京，付不起旅店费用，就睡在马路边。年轻的时候，萧力闲时爱跑到图书馆和新华书店看书，哲学、管理学、经商、口才学什么都看，“出名的大师那些书以前挺喜欢的。”大师的名字信手拈来，例如李嘉诚和比尔盖茨。他说自己现在变得安稳了，没有以前那么有激情，“平安是福，就安稳活着。这两年疫情闹的。”

“就像他们网络上说的一样，上海就是个笑话。”萧力说，现在朋友们在群里讨论点什么，马上有人出来调侃，“上海辟谣平台要出来辟谣了。”他现在一心扑在钻研电商上，兴许以后转战杭州，他觉得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适合打工，不适合创业。

这是方虹第一次来上海，或许也是她最后一次待在上海。她在上海有一个心愿，等到解封，要当面找锦星讨要赔偿。隔离期间，她靠读书消遣时间，“有时候人需要一些精神的东西。”方虹认为，正是像孔子、老子这样的思想家的出现，才给习惯隐忍的百姓带来一些新观念和改变。而把视线拉回当下，方虹仍然觉得，大部分中国人还是那样隐忍，“因为习惯了。”

她觉得自己也是这样的人。“他（社会）宣传某一项东西是正确的，人有时候可能就没想那么多，他就觉得这个是正确的。”方虹说，“普通升斗小民怎么能跟社会抗衡？我们都是很渺小的，都是芸芸众生，我们不像那些伟人有闪光的思想……我们做不到，我们只能跟着这个时代随波逐流，就只能这样子，只有这样才能生存。”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许军、萧力、方虹、张美华、曾宇熙为化名）

（感谢 王刚、潘尼 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