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半导体人在中国：日美贸易战教会了中国什么？

“早上好！”日本工程师中村和山田用中文与迎面遇上的每位中国员工打招呼。疫情仍肆虐全球，但2020年初夏起，中国南方的复工复产已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这里是距浙江省绍兴市市中心约20分钟车程的半导体产业园。一大清早，中村和山田就从公寓步行来上班。这是由日本老板加藤创立的公司。两人都穿著印有公司logo的夹克制服，里面是白衬衫，系领带，一副日本工厂“匠人”的打扮。

这里也复制了典型日本企业的“传统”，一天的工作正式开始前要行“朝礼”。两位日本工程师领著中国员工高喊口号——“安全第一”“保证质量”“提高效率”。这是昭和年代（指1926年12月25日至1989年1月7日）日本企业就有的“文化”，日本人相信这么做能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现在它被带到了这家有80多名员工的中国半导体公司。

迈入60岁的中村仍一头黑发，见人习惯鞠躬打招呼，随后递上一张印有自己穿西装照片的名片。早在2018年夏天，日本公司就派他到苏州的工厂常驻。厂里只有他一个日本人，不会中文，全靠翻译软件交流。

2020年春节，中村回日本休假，因疫情在日本滞留大半年。后来，他索性在加藤的邀请下加入中国公司，于9月回到中国。中村透露：“日本工程师在中国公司不仅有股票期权，工资更是日本的5至7倍。工作三年，收入比在日本公司拿到的一次性退休金更高。”（编者注：部分日本公司为员工设立“退休金计划”，除每月领取退休金外，亦可在退休时获得一笔额外的退休金。）

山田的中文也不熟练。公司的两名翻译没来上班时，他和中村都靠微信的翻译功能和中国员工交流。早前，一位中国员工理解错日文术语，直接导致购买的材料用不上。山田举例：“说到半导体材料锭，中文直接翻译过来成了铝锭，是一种加工好的材料。但在日文里，锭是指尚未加工的材料。”

这家公司的厂房都严格按照日本的规格设计，制作车间的不同区域有日文和中文两种标记，大约有六台订制的机器正不停运转。

山田仍保持著日本公司的工作习惯，要求中国员工必须 “报告、联络、相谈”。1990年至2018年，他在一家半导体材料公司工作了28年。3年前，这家公司在价格上竞争不过韩国产品而破产。失业后，单身的他回到老家福冈，找了一年半工作都没著落。直到加藤向他发出邀请，山田拿著为期一年的工作签证来到了中国。

“我也有朋友是在半导体公司干了一辈子的技术员，正拜托我帮他在中国找工作。”说到这里，山田不竟感到惋惜：“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行业匠人。”

半导体产业是《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之一，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半导体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40％自主率，2025年更要达到70％。随著国产化脚步加速，中国公司不约而同将目光对准了这批“日本匠人”。

据日本财经杂志Diamond报道，中国紫光集团在2020年招聘了大量日本技术人员。其HR透露，招聘启事刊登之初，许多人因为担心疫情不想来中国，但仍有不少50多岁的技术人员想抓住这次机会。

中村、山田与他们那几代日本半导体人，是日本半导体站上世界巅峰又骤然跌落的亲历者。从二战的废墟下起步，日本半导体产业于八九十年代独步全球，后成为日美贸易摩擦的惨烈“战场”之一，并逐渐走向衰落。不少意难平的日本半导体人，选择中国作为他们的下一站。

不被看好的日本“收音机梦”

走过东京市中心的“COREDO日本桥”大厦，气派的绿色玻璃幕墙高楼直到夜晚仍灯火通明。而70多年前，这里只是一家百货公司的仓库。美国发动的大空袭几乎将东京烧成一片平地。1946年5月7日，37岁的井深大和盛田召夫在此创立了东京通信工业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东通工），即索尼公司的前身。

正是井深大一个大胆的决策改写了公司乃至整个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命运。1952年，平生第一次出国的他去美国考察如何扩大录音机的销路。在纽约，他得知贝尔实验室（Bell Labs）在1948年发明了晶体管，专利由实验室的母公司美国西部电气公司（Western Electric）持有，而后者正欲出售这种专利。

晶体管是一种类似于阀门的固体半导体元件，可用于放大、开关、稳压和信号调制等。自诞生以来，它的主要买家一直是美国军方。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全球半导体产值约5000万美元，仅美国国防部就采购了全球半导体产量的22%，占整个半导体市场销售额的35%。反过来，美国军工产业也促成了电子真空管向半导体晶体管迭代。

索尼公司的官方网站上，如此记述井深大当年抛出的一番“大话”：“既然要造晶体管，如果不瞄准人人都能买得起的大众产品，还有什么意义。而那（种产品）就是收音机。”

东通工表示希望将晶体管应用在民用商品中，西部电气的技术人员并不看好。井深大花2.5万美元买专利一事，也在公司内部饱受质疑：“有必要冒著公司经营的风险，来做不知道能否成功的晶体管吗？”“像咱们这种小公司做美国也做不出来的晶体管收音机，是种鲁莽的冒险。”

更大的阻力来自日本通商产业省（以下简称“通产省”，现为日本经济产业省）。东通工向通产省申请制造许可，对方却答复：“擅自签字（买专利），真是岂有此理。”

受挫的井深大只能先在公司内部召集人才做筹备。当时，东通工虽然买下专利，却没有制造装备的说明书。公司不仅不掌握制造方法，连称得上资料的东西也找不到。唯一能借鉴的是盛田昭夫从美国带回来、由贝尔实验室出版的三卷本“圣经”——《晶体管技术》（Transistor Technology）。

时任录音机制造部部长岩间和夫自愿接下此任，从这套书入手，开启了日本初代半导体人长达三十多年的“偷师学艺”。

1953年底，通产省的电子工业部门发生重大人事变动，似乎有望通过东通工的许可申请。因此刚过完1954年新年，岩间和夫就奔赴美国研究晶体管。岩间时年35岁，后来他提起这段经历开玩笑道，“这也是我发胖的开始”。

西部电气热情地接待了岩间，却禁止他记笔记或拍照。岩间就跑去环境相对宽松的工厂，不停用蹩脚的英语四处提问，再把回答和看到的一切记在脑中。

一回到酒店，他边回想看过听过的事，边画素描写报告。受益于岩间收集的信息，东通工在他回国一周前成功制造出了晶体管。由岩间撰写、长达256页的跨国信件也被整理为《岩间报告》。

之后，东通工又几经改良，于1955年8月7日首次向全世界推出了晶体管收音机“TR-55”。同年，公司以拉丁文“Sonus”和英文“Sonny boy”组成品牌名称 “SONY”（索尼），进军美国。从此，日本正式踏入了全球半导体产业。

TR-55售价19,800日元，当时日本大学毕业生的起薪约七八千日元，算是件“奢侈品”。尽管如此，它依然成了国内外的“爆款”，使索尼在世界一举成名。到1959年，索尼收音机已卖出250万美元，引来其他日本公司的纷纷效仿。

如今已界耄耋之年的牧本次生在日本人称“半导体先生”，彼时正在大学工学部念书。牧本告诉端传媒，这年第二学期的物理课上，老师讲起索尼收音机使用了半导体技术，激起了他强烈的好奇。

“半导体好像很有趣，真想尝试做做看。”青年牧本立下决心。从东京大学毕业后，他如愿进入日立公司半导体部门。在九十年代的美日半导体贸易摩擦中，牧本更作为日本代表团团长，站上两国交锋的第一线。

“举国之力”研发的黑色小盒子

2015年5月，中村第一次从日本报纸得知，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他不禁感慨：“以国家为主导发展未来产业，这和日本当年（的做法）很像啊。”

牧本次生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也特别提及，《日本经济新闻》在2018年4月刊登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考察武汉半导体工厂的报道。文章引用习近平的讲话：“如果以人体打比方，半导体堪称心脏。（中国半导体）要实现技术上的重大突破，跻身半导体产业的领先地位，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贡献。”

牧本认为，习近平的讲话“说明中国从上到下都充分认识到了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性”。

与现在的中国相似，45年前的日本也曾以举国之力发展半导体。

1976年3月，通产省成立“超LSI技术研究组合共同研究所”（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ed Circuits，以下简称“超LSI”），口号是“打造未来计算机必不可少的大规模集成电路”。

顾名思义，研究所本来的目的不在半导体。对此牧本解释，研发新一代计算机势必需要1μm或更小的微加工技术，研究所研发的正是相关制造技术中的基础技术。只是后来作为成果，许多技术被应用到日益小型化的半导体元件上，促成了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急速成长。

当年，通产省集合了富士通、日立、三菱、东芝、NEC五家计算机公司，以及富士通-日立-三菱系的计算机综合研究所（简称CDL）、NEC-东芝系的日电东芝信息系统（简称NTIS）的研发人员，又联合学界和政界资源，进行共同研究。

在一张老照片中，约一百名日本半导体精英身穿统一制服，站在研究所门前，人人望向天空，斗志昂扬。该举国项目共投入700亿日元，其中政府出资290亿日元，几乎相当于当时通产省补贴支出的一半。

尽管七家企业、企业与通产省、当时执政的自民党之间存在诸多分歧，超LSI存在的四年间共研发出上千件专利。很长时间来都有一种说法，超LSI是奠定日本半导体产业竞争力的经典之作。

不过，东京大学教授丸山知雄在论文《中美贸易摩擦下的中日韩集成电路产业生态》中的评价更为中立：“从集成电路的分类来看，（超LSI）取得的成就基本局限在DRAM领域。在电脑CPU、手机基带等领域，日本的技术从未超越美国。”

正是依靠DRAM技术，日本打出了半导体的一片天下。

简单而言，DRAM是一种存储芯片。它主要基于半导体晶体管和集成电路技术，由美国IBM公司在1966年研发成功。从外表看，许多时候它就类似一块黑色的小盒子。

其实早在1970年代，日本就具备生产DRAM内存芯片的能力，但最关键的生产设备和材料都依赖从美国进口。半导体的产业链很长，上游有材料和生产设备等环节，中游有设计和制造环节，下游主要是封测。越往上游，核心技术越密集、越尖端，尤其是在半导体材料和设备领域。缺乏材料和设备，芯片设计只能纸上谈兵，后续的制造和封测也如无米之炊。

借超LSI的“举国之力”，使日本在DRAM领域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晶圆制造巨头有信越化学工业；光罩领导者有 TOPPAN （凸版印刷株式会社）；后端材料有京瓷（Kyocera）、住友电木；前后端检测有 Advantest 和东京电子；还有光刻机巨头尼康等。

“70年代进入公司的前辈们一心想著如何超越美国，我们这些年轻人则热衷研发新器件、新工艺，提高成品率和可靠性，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1980年，日本比美国提早半年生产出64K容量的DRAM；又比美国早两年推出256K容量的DRAM。从1980年到1986年，日本企业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的份额由26%升至45.5%，美国企业的份额则由61%跌到43%。鼎盛时期，日本企业在世界DRAM市场中的份额更高达80%。

即使后来日本的半导体式微，由研发DRAM形成的这条完整产业链、积累的尖端技术，尤其日本在半导体材料和设备上取得的飞跃性成就，成了目前其与中国合作的重要前提与基础。

“今后是日本的时代”

回望80年代，半导体是日本最被看好的新兴产业之一。中村从大学工学部毕业时，便违背了父亲和爷爷让他进入传统名企神户制钢的意愿。“钢铁已经是过时的产业，我要去做更有魅力的新东西。”中村在他的中国办公室告诉端传媒。他去了神奈川县的一家半导体公司，一干就是三十余年。

日本半导体的兴盛，以及战后经济的繁荣，让几代日本人重拾自信，意气风发。

中村回忆：“70年代进入公司的前辈们一心想著如何超越美国，我们这些年轻人则热衷研发新器件、新工艺，提高成品率和可靠性，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NHK曾制作6集纪录片《电子立国·日本自述传》。一位日本半导体工程师流露了相似的情绪：“每次芯片tape out的两三个月，心里非常不安，睡不好。随时都在想会不会出问题……芯片回来，第一次按下重启键，心里紧张到了极点，松开按键，就是去往天堂和地狱的一瞬间。（如果）逻辑分析仪数字混乱，心情就瞬间落入地狱，没人愿意说话；如果一切正常，人就像到了天堂，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围绕自己旋转，就像我是世界之王。”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快速崛起，也受益于市场上对消费电子产品的巨大需求。从50年代到70年代，以彩电、空调和汽车为代表的“新三大神器”替代了冰箱、洗衣机和黑白电视机。到了90年代，最早一批“平成废宅”已经快乐地沈浸在电脑游戏的世界中。

日本前大藏省（2001年后改名并拆分为财务省和金融厅）官僚、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在《战后日本经济史》中回忆，从70年代起，世界上对日本感兴趣的不只是投资者了。他在美国各大城市介绍日本经济情况，会场总是座无虚席。发达国家的年轻人中不乏认为“今后是日本的时代”，纷纷开始学习日语，希望进入日本公司。

1989年，陈同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来到日本的。从南京工学院（后更名为东南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南京无线电厂做技术员。在东京，陈同进入了一家半导体测试公司，首次接触到烧机测试（burn in）技术。

陈同给端传媒举了个例子，半导体产品有初期不良的问题，他所在的公司正是针对初期不良做检测工作。就像人压力大容易生病，提高半导体的电压，改变环境温度等，让半导体产品内可能有的故障提前出现。他半开玩笑地说：“（我们）通过这些手段给产品分档次。抗压最好的用在宇宙飞船上，次之用在军事上，之后可能是航空，再往下可以用在汽车工业。最一般的，就送去秋叶原了。”

“当时中国完全没有这种技术。中国连半导体都不生产，怎么可能做半导体检测呢？” 陈同说。他在这家半导体企业工作了二十年，直到爆发“雷曼兄弟”事件。2009年，他响应公司的中高年退休计划，离开了半导体检测行业。

以威胁国家安全的名义

如今，在绍兴半导体产业园，茶余饭后，有时加藤会和中村、山田一起“缅怀”日本半导体昔日的辉煌。进入中美贸易摩擦的第4年，他们还嗅出几分与30多年前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的相似之处。

1985年，日本半导体企业迎来了高光时刻，却成了美国企业的集体噩梦。

64K DRAM的价格由前一年的3美元暴跌至0.75美元；256K DRAM则由31美元跌至3美元。价格战打响后，日本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将价格压得更低，抢先占领市场。

这年，NEC的销售额超越了行业老大美国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而美国半导体行业在这年失去了约4万个工作岗位，国内5家规模最大的半导体公司上一年还盈利13亿美元，转眼就在这年损失近3.43亿。英特尔和国家半导体（National Semiconductor）被迫宣布撤出DRAM市场。

“我们正在与日本开战——不是用武器和弹药，而是在打一场技术、生产力和质量的经济战。”

美国仙童半导体（Fairchild Semiconductor）也未能幸免。这是家传奇公司，更是硅谷未来成长的基石。1957年，“晶体管之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创立了它。如今在硅谷，由仙童衍生出来的公司达近百家。

1987年，富士通打算用2亿美元收购陷入财务困境的仙童半导体。据当年《洛杉矶时报》的报道，这本是一次商业上的友好合作。仙童半导体的高层亲自前往日本寻找“救命稻草”；而富士通则经过对方的一番游说才决定参与竞标。

然而，收购引发了美国半导体业界的强烈不安。仙童半导体前CEO、后创立LSI公司（LSI Corporation）的威尔弗雷德·科里根（Wilfred Corrigan）预言，它必将引发多米诺效应。国家半导体公司的时任CEO查尔斯·斯波克（Charles Sporck）则宣布：“我们正在与日本开战——不是用武器和弹药，而是在打一场技术、生产力和质量的经济战。”

去年8月，特朗普政府试图迫使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在美国的业务时，CEO张一鸣在内部信中多次提及，虽然公司积极配合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调查，仍屡屡受阻。这个在中美贸易战中频频出手的机构，首次以威胁国家安全名义找上的外国公司，就是欲收购仙童半导体的富士通。

当年，美国贸易副代表麦克·史密斯（Mike Smith）在该委员会的辩论中称，国家安全不仅仅是轰炸机、弹药和导弹的储备量，经济安全同样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没法自己造半导体，就无法成为世界强国。”

美国媒体则在更早就对日本半导体产生警惕。1981年3月，《财富》杂志为《日本半导体的威胁》一文所配的插画中，日本相扑选手站在模仿矽晶的擂台上，与美国选手怒目对视。1983年，《商业周刊》也发表题为《芯片战争·日本威胁》的文章。1987年的一张老照片中，五位美国议员在国会大厦门口抡起大锤，砸毁了一台东芝的收音机。

1987年3月，富士通在各方压力下宣布放弃收购仙童半导体。当月17日，《日本经济新闻》刊发文章《富士通不希望导致问题政治化》。

直到十多年后，时任富士通社长山本卓真仍耿耿于怀：“为什么法国公司可以收购（编者注：法国的斯伦贝谢（Schlumberger）曾于1979年收购仙童半导体），日本公司就不行？这种不公平待遇应该跟美国说清楚。对于这种没道理的反对，就这样忍气吞声，（让我）至今无法原谅自己。”

《洛杉矶时报》更一针见血地指出，曾经叱诧风云的仙童半导体沦为了美日贸易摩擦中的一枚棋子，折射的是背后的种种担忧——对企业生存的担忧，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对经济的担忧，对日本不可信任的巨大担忧。

“诚聘能用英文吵架的日本男士”

为了解决和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摩擦，日本在1986年9月与美国签署《第一次日美半导体贸易协定》，限制向美国出口半导体产品。1991年6月，双方再次签署新的五年协定，这次美方希望外国半导体产品在日本的市场份额能达到20%。

1996年伊始，《第二次日美半导体贸易协定》即将到期，两国必须展开新的谈判。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和时任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将谈判的时限定在7月底。这个日子也成了日方谈判团团长牧本次生的“悬顶之剑”。

25年后，牧本向端传媒讲述了亲自参与谈判的经历。

谈判在1996年共进行了五次。2月23日和4月26日在美国夏威夷；6月24日为电话会议；7月20日和7月29日在加拿大温哥华。

“从清晨到中午，从中午到晚上，时间不停过去，谈判仍不见结束的可能。临近深夜，大家都非常疲惫。”牧本次生记得，直到8月1日清晨，双方才结束大部分讨论。等文书整理完毕，已经是8月2日。

“忘记是我们还是美方，有位代表提议将时间记录为7月33日。”牧本形容，这仿佛“让时间静止了”，既没有打破“7月底”的时限，也缓和了紧张气氛。后来，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为第一次 “世界半导体理事会（WSC）”制作的纪念T恤上，就印了一行字：“温哥华最终谈判 July 33”。

双方最大的争论点在政府是否要插手干预？美国向日本政府施压，不仅要批准更多外国公司进入日本市场，还要求设立半导体国际交流中心支援其销售。日方态度坚决，认为政府干预无法真正解决市场经济的矛盾。美方的态度则更加强硬，“说这样谈下去根本没有意义，干脆全员退席”，牧本次生透露。

在具体用词上，双方也互不相让。

日本主张在“半导体理事会”( Semiconductor Council)的名字前面加上“世界”一词，但美国不同意。

一名美方代表说：“世界上有‘World’一词的机构太多，但该决定的事还是决定不了。”日方代表则反驳：“那美国人不是对世界棒球系列赛很狂热吗？”这一轮，日本胜出。该机构最终被命名为“世界半导体理事会”。

尽管如此，十多年来的日美半导体摩擦以满足美国的大部分要求而告终。一位了解多年谈判过程的官员称，这是他“一生最大的侮辱”。有接近日本经济产业省的人士向端传媒转述他的话：“（美方）态度蛮横恶劣，甚至还以政客的丑闻作为要挟。”

为此，索尼国际贸易部在东京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条非同寻常的招聘广告：“诚聘年龄不超过30岁、能用英文吵架的日本男士。”

如今，日美半导体摩擦的硝烟早已散退，观照当下的中美贸易战，牧本认为“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当年日美发生摩擦，是因为日本产品所占市场份额超出了美国，让美国有了危机感。到了中美贸易摩擦，“美国是希望在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崛起之前，就出手压制。”

“如何制作”还是“制作什么”

日本工程师山田向端传媒回忆：“90年代，我和同事们每天只想著下一个设备会是什么，新产品什么时候推出。我也关注到市面上的存储器越来越多，日本的市场行情似乎不是很好，但始终对日本半导体重振很有信心。”

《第一次日美半导体贸易协定》签署后，1986年至1989年，NEC、日立和东芝仍连续三年蝉联世界半导体公司前三甲。但到了1995年，英特尔已经一举取代NEC成为新的行业领军者，韩国的三星和现代也挤进了前十名的榜单。

“1986年的日美半导体协定并非日本半导体产业衰退的主要原因。”反思那段历史，东京大学教授丸山知雄如此认为：“其实协定内容对日本相当宽松，目的之一是将外国生产的集成电路在日本的市场份额提高到20%。那么反过来说，日本企业还能保持80%的国内市场”。

“日本的半导体很像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成为CEO之前的日产汽车（编者注：戈恩已于2018年因经济犯罪被解除职务）。当时的日产汽车是个‘技术宅’公司，由于技术和品质过剩在1990年末濒临破产。”日本半导体行业的资深人士汤之上隆打了这样的比方。

牧本次生向端传媒坦言：轻视市场，对技术战略的误判，选择不合适的商业模式，以及不够及时的经营判断等因素，才是日本半导体产业衰退的原因。

日本最重要的半导体公司从设计开发、晶圆制造、组装、测试、销售等关键环节都可以在本公司内部完成。其弱点在于，必须使用本公司的晶圆厂，制造必须优先考虑本公司的设计。而90年代全球半导体企业分工模式逐渐形成。引领这一新动向的正是台湾的台积电（TSMC），这家公司只专注优势明显的制造环节，其他则外包给别的公司。

接受端传媒采访时，牧本次生转述了一位业内好友、一家世界级规模日企老板的话：“日本制造业没有失去它的实力和精神。我们公司在世界各地都有工厂，日本制造的产品依然是最优秀的。不是日本制造业的精神跟不上速度，而是半导体产业需要回答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制作？’以及‘制作什么？’”。

牧本的友人认为，日本公司在“如何制作”上投入了过多精力，在“制作什么”上的思考却不充分，“没能平衡好制造能力和营销能力”。

进入90年代，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大势已去。可沉浸在辉煌年代的日本半导体人，却迟迟感受不到危机来袭。

中村大学毕业进入半导体公司之际，恰处于第二次日美半导体协定谈判阶段。可如此关乎产业“生死”的大事，在公司中几乎不曾有人讨论过。他如此回忆：“这是政府才能决定的事，好像消息被自动屏蔽了一样。我直到2000年以后才感受到日本半导体的衰落。”

1999年12月，日立和NEC合资成立尔必达公司，做最后一搏。日本媒体兴奋地报道，“拥有强大新技术研发能力的日立”和“拥有强大生产技术能力的NEC”终于合二为一。

可尔必达不仅没能再现辉煌，更在2012年2月因负债4480亿日元申请破产保护，次年被美国的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收购。至此，曾站上世界巅峰的DRAM制造商，从日本消失了。

“赤字的‘犯人’就是半导体”

进入90年代，周末由日本往返韩国的航班上，经常可以见到日本的半导体工程师。这是日本半导体人的第一次海外“试水”。

中村的同事们在每周五晚飞去韩国，周日回来。“因为没有辞掉日本大公司的职务，只能周末去‘打工’，在韩国指导研发半导体。”中村回忆，这在公司属于“秘密行动”，同事之间从来不会相互过问。

“抢人”的不止三星、LG这样的大公司，许多中小企业也积极与日本半导体人“交流”。这一现象后被日本媒体曝光，抨击国内半导体工程师的行为或将危害本国产业。

另一方面，80年代末从中国来到日本、进入半导体检测公司的陈同发现，公司的大客户在慢慢从国内的三菱、松下转向韩国公司。他向端传媒回忆，韩国公司得到国家支持，1997-98年间在日本大肆购买半导体设备，直接拆解、山寨日本产品。在韩国做设备使用培训时，陈同在工厂亲眼看过日本设备旁边就放著韩国制造的如出一辙的机器，“他们有时甚至拿著山寨电路板找我们修”。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国内的半导体产业急转直下。

2001年，曾参与超LSI的五家公司日立、东芝、三菱、NEC和富士通的总利润赤字高达4920亿日元，与各公司半导体部门的总赤字金额5038亿日元相当。

那时，牧本次生已经退下第一线，他从一位半导体经营者处听说，“打仗的时候有‘国贼’的说法，而我们现在都被指责为‘社贼’（编者注：“公司”的日文为“会社”）。”

2002年5月，各家综合性电子公司的股东大会前夕，日本媒体大肆报道半导体部门业绩惨淡，“我们公司赤字的‘犯人’就是半导体”的说法流传开来，业内人士普遍觉得很丢脸。

彼时，牧本次生受邀前往摩洛哥参加一场半导体的国际会议。往返摩洛哥的航班上，他都在琢磨有什么办法能给国内的半导体打打气，于是一口气写成了《加油！日本半导体》这首歌。但歌写成了，却无人问津。

到了2005年3月10日，牧本次生受邀出席瑞萨电子公司（Renesas Electronics Corporation）的半导体技术者论坛。发言到最后，他又提到《加油！日本半导体》这首歌。演讲后的聚餐上，它成为大家的话题。许多人表示，“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听起来有种悲壮的气氛……”

在中国继续制造半导体

日本人加藤来中国已经第二十个年头。

受日美半导体协定影响，他当年供职的三菱化学将溅射靶材事业部卖给了美国公司。但加藤认为美日文化难以契合，最终促成了他辞职。

“那家美国公司虽然收购了我们的部门，他们的产品在日本却很难卖。”加藤解释，美国不是从客户的角度出发，而是抱著自己生产产品让客户用的心态。美国公司会对客户说，“请用这个”；而日本则会为了迎合客户，生产出性能完全不同的产品。

“日本和美国在半导体设备、材料上都很强，几乎没有创业机会。 而中国的市场很大，半导体的原材料又丰富，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他又不禁惋惜，“日本的半导体公司如果早点来中国就好了，他们的判断太慢了。”

加藤创立的公司做半导体材料起家，在中国制造成本较低的产品，90%以上都是日本客户。他告诉端传媒，目前供应链上的原材料尚未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利润过低，日本工厂很难在国内完成所有生产；另一方面，中国还不掌握最尖端的技术，正是加藤眼中“比较好的投资机会”。

根据智能芯片行业垂直自媒体AI芯天下的报道，芯片生产所需的19种必备材料中，日本在矽晶圆、合成半导体晶圆、光罩等14种重要材料上均占据超过50％的份额；必备的26种半导体设备中，日本企业在10种设备所占的市场份额超过50％，尤其在清洗设备、氧化炉等重要前端设备更是几乎垄断市场。

华为、中芯国际都是日本半导体设备和材料的重要买家。美国宣布进一步封锁华为后，去年10月还传出了华为希望与尼康、佳能合作研发高端光刻机的消息。

如今，担任紫光集团高级副总裁，负责拓展日本市场业务的正是尔必达的前社长阪本幸雄。
原本年事已高的阪本并不想接下中国抛来的这根橄榄枝。他告诉《日本经济新闻》，“中国方面非常热情，总理李克强还亲自让人转告‘拜托您了’”。

一年后的2020年8月，紫光集团对外宣布成功自主研发了8GB DDR4内存芯片，以及128层3D NAND。

中日之间的“联手”或已引起美国警惕。前日本经产省大臣甘利明以5G为例称：“美国要求同盟国协作完成供应链，日本也必须步调一致。哪怕只有一个芯片，也可能成为间谍芯片。”

关于这场贸易战与当年美日半导体摩擦之间的差异，加藤对端传媒坦言，“没什么相似的地方”，“日本对美国的要求就是‘好的，好的’，只有听的份。但中美（贸易战）不一样，中国是自己怎么也要做点什么”。

2016年，曾与中国友人合作的加藤开始独立在中国创业。他会选择绍兴，并不意外。根据绍兴市《关于加快集成电路产业人才引进培养的暂行办法》的通知：（符合条件的人才）可以享受分房、子女就业、就医的便利，以及安家补贴等。加藤的公司如果要购买设备，还可以享受消费税暂缓征收等优惠政策。

在中国待久了，加藤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能听懂方言。他认为，这是在中国创业的必备技能。去年，他在1公里之内的另一个产业园建设了更大的厂房；今年过完新年，又招揽了两位外国工程师，一人来自台湾，一人来自韩国。

到了绍兴产业园的午餐时间，山田选了一盒有“无辣”标记的盒饭，又拿起一个月前的日本《电子机械产业新闻》读起来。这里的日本工程师每天的生活颇单调，公寓和公司两点一线。附近没有太可口的日本料理店或居酒屋，他们总想趁著去上海出差吃一顿地道的日料。

让加藤烦心的则是不容易招中国员工。生产半导体产品尤其需要严格的管理，在中国却很难找到像日本这么严谨的员工。他只得寻找，培训，淘汰，再寻找。招来的中国员工大多毕业于很好的大学，只是少不了中村和山田费心，必须一点点从半导体的专业术语教起。

中村还在习惯中国的办公环境，直呼“早上不打招呼没法开始一天的工作”。山田已经在适应和老板加藤去应酬。他明白中国的“国情”：“小公司只有和当地政府搞好关系，才能有好的机会发展下去。想要绝对公平的竞争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中国的文化”。

远在日本的牧本次生，如今多了闲暇时光打高尔夫球。

2003年，他趁日立半导体一位外派高层退休回国之际，组织了一次高尔夫联谊会，逐渐聚集起一批日本半导体“黎明期”的日立半导体人，成立了“蝉的轮会”。

每年，“蝉的轮会”举办两次高尔夫联谊，还有新年会，秋季活动等。最初成员只有十几人，现在已经超过130人，都是“日立半导体苦乐与共的战友们”。每次新年会的最后，一群老人都聚在一起唱当年牧本写的《加油！日本半导体》。牧本后来修改了歌词，如今这首歌改名为《太阳仍会升起的半导体》，基调也明快了许多。

牧本次生也密切关注著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他寄望中国的眼光放得更开，著眼全球合作。“不仅美国，日本、韩国、台湾、荷兰、比利时和英国都是十分重要的存在。想在中国国内实现一切是不可能的。”牧本说，“搞清楚自己国家的半导体产业在整体生态上处于什么位置非常关键。”

应受访者要求，陈同、加藤、中村、山田为化名。

本文特约编辑徐臻。

端传媒实习记者小岛芝竹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