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全球COVID-19疫情至今仍以每日增加超过10万例确诊的趋势不断迅速攀升，台湾政府谨记SARS惨痛的教训，到6月21日为止，将疫情控制在仅446例确诊，7例死亡。在疫情爆发前，恐怕从没有人能预想到，紧邻疫情发源地的台湾，竟能守得如此严密，把一切可能的伤害都控制在相对微小的范围内。
防疫有成，绝非侥幸，是防疫团队与全台民众共同努力的成果；然而得之不易的安全，也并非毫无代价。面对COVID-19所带来的巨大威胁，为了保卫社会安全之故，台湾政府遂行种种“必要之措施”，透过身份识别串连不同资料库，打造出有效的标记与区隔工具，希望能找出所有可能让疫情扩散的风险。以科技防疫为名，我们或许就正在见证后疫情时代的数位毛细孔治理术。
我们必须要警觉，那一套统治技术其实是任何政府来做都会很危险的，我们却不知不觉地往那个方向、去建构那样子的一个环境
如果政府沒有採取文中所提到的各種防疫措施，今天的台灣會變成什麼樣子？如果把所有問題都提升到憲法層次討論，大法官有沒有可能還是給出合憲的答案？建議本篇報導應補充第三方專家與學者的見解會較為深入完整。
這真的是很重要的聲音。
今日的成果，來自SARS當年留下的法規，然而今日的法規，下次還能保證一切堪用且在界線內嗎？
例外不能常態化，而且例外本身需要極大的支持去執行。
非常感謝邱先生持續在這個議題上發聲，讓大家不致於沉溺在防疫的成就中而忽略的人權的重要。
我在想，在緊急狀況下利用個人資訊處理對公眾有益的事務，公眾應該還算可以接受。如果那條「緊急狀況」的界線太難劃分，那麼在我們有能力劃分之前，是不是可以先規定：若要引用「緊急情況」的規則，有關單位必須在事前（或一定時間內）揭露使用到的個資、目的、及範圍等資訊，讓公眾可以審視、檢討合理性。如果公眾認為超出合理範圍，至少事後可以究責，或是再立法補強。
很高兴看到疫情之下还有这样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