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傅榆自述：如果已经没有伤，我可能就不会哭了

【编者按】金马奖之后，傅榆有话想说，她也想好好的说。于是这次反覆筹备的访问，终于在台北发生了。我们的记者坐下来和傅榆聊了三个小时，从她的背景，聊到她的阴影，从她的初衷，聊到她的创作方法。当想要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复述这一切时，我们发现距离一下子就拉开了很远很远，视角冷静得出奇，而她毕竟是一个常常落泪的人。不如就让她自己说吧，我们把这些语言排列在这里，她在这里讲出了很多原因，在成长中如何看待政治议题，为何会走上拍纪录片的路，还有她为何落泪。

从泛蓝家庭长大

我爸妈都不是台湾土生土长的人，妈妈是印尼华侨，爸爸是马来西亚华侨。后来拍纪录片我才发现他们怎么去看自己的身份，他们的认同是什么。他们有自己认同的祖国——中华民国。两个中国早期都在争取华侨的支持，我的父母选择认同中华民国，来到了台湾。

他们很关注政治，也看政论节目，但只看自己相信的，完全不会转到另外一边。在家的时候，我们不讲台语，只看某些特定的频道，父母从根本就不认同民进党，我爸爸还常常批评陈水扁，耳濡目染之下，我不知道世界还有别的（颜色）。

高中时，我隐约知道了另外一边，当时宋楚瑜选总统，三强鼎立。我很多同学家里也支持泛蓝。不过班里有一位留级的学姐，她很漂亮，是人人羡慕的那种女生，讲话也很大声。她常常会带阿扁的徽章或帽子，我不知道她说的话其中内涵是什么，有一些好奇，却也没有深究。我只是一个普通高中生，对政治不关心也没有兴趣，平时准备读书、考试，喜欢一些偶像，跟同学混在一起、骑脚踏车。一直到大学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政治有不同阵营，而且水火不容。

大一的时候有一群朋友在一起看电视，新闻出现了陈水扁，我不知道当时在想什么，就很白目地学我爸讲话，想要开一个话题，说：陈水扁只会做秀不会做事。我当时有一个感情最要好的朋友，很生气很抓狂。她说，妳怎么可以这样说！妳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吗？她生气地指责我，我也有情绪，眼看着要吵起来，一群同学赶快把我们分开了。后来事情也没怎么解决，我跟这位同学也就渐行渐远。我第一次发现在生活里谈到政治会有这样的冲突。

2004年的总统大选发生了319枪击案，竞争激烈，最后泛蓝输了，爸妈难过气愤，也真的走上街道去抗议。在那一两天，学校系上留言板有一位强势的学长发布了一篇想法，嘲笑这些上街抗议的人，说应该乖乖认输。很多人同意这想法，也因为很多人不敢忤逆他，没人出来说什么。但我看了很不开心，写了一篇回应。因为写得也并不言之有物，被学长回覆之后，一夜之间，我变成了“蓝蛆蛆”的代名词。不少同学笑话我，也有一些学长和同学会传私讯安慰。于是我就更不想碰政治，不想去理解其中的缘由。不知道现在觉得政治很无聊的年轻人是不是跟我以前有一样的遭遇。

尝试理解两边的人

念广电，学影像，让我开始对纪录片特别有兴趣，想要考纪录片研究所。有一天我读到郭力昕老师的文章，大意是台湾解严这么久了，为什么没有一部完全关注政治的纪录片。我也觉得很好奇，因为没有人做过，让我有一种想挑战的感觉。另外我当时也在想，如果政治这件事真的蛮重要，我好像也应该来思考一下自己跟政治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那个时候的我，只知道政治有蓝绿，只知道政党倾向。我想要借着这个机会去尝试理解两边的人，必须先理解才能找到他跟我之间的关系。身边的人就我爸妈，但还需要有与他们相对的另一边，我决定找研究所看起来比较开放的同学，尽管当时大家都不明说政治立场，但他好像是愿意开诚布公地说他的想法的人。我想拍双方的父母，希望可以借此让两边能了解对方的想法。老师建议我从父母的生命经历入手，我们在2008年大选之前来回做了七次访谈，每访谈一次就交换给对方看。

在这过程当中我第一次有机会去理解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在想什么、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样、他们为什么那么讨厌国民党。也开始理解我的父母为什么不喜欢民进党。虽然慢慢变得比较认同另一方，可我还是希望两边的人可以互相理解。一开始两边的爸妈觉得很新奇，有人会想要了解他们。但大选之后，这个过程破灭了。

两边的父母对马英九为什么当选有分歧，都觉得对方在攻击自己。我也很为难，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些内容放进去，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件错事。我妈妈看了对方回应的内容更不开心，觉得我拍片一点用也没有，就这样否定了我。

我的毕业制作口试老师研究社会学，他告诉我政治倾向不只是“政治倾向”而已，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这些倾向完完全全代表了当事人的生命经验，你污辱他的倾向，就等于污辱了他这个人，他是想让我知道受访者的反应为何会如此，并且告诉我不用那么难过。后来也有人建议我，如果你真的对这个议题还有兴趣的话，要不要试着了解年轻的一辈。年轻人到底怎么想蓝绿的？还有蓝绿吗？这也才激起我去拍《蓝绿对话实验室》。

这些片也不是原本就想拍的，就是因为一点一点的刺激，让我觉得事情没做完，所以才会想要继续下去。拍这个片虽然好像我搞砸了，但我发现这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我改变了──我从一个蓝蓝的世界走出来了，变得更有开放性去了解这整个世界的样子，开启了我对政治的兴趣。我觉得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才真的要去补课。

于是看到跟政治相关的电影就会很想看，拍《蓝绿对话实验室》的时候，我慢慢觉得自己好像狂热起来了，似乎也不能说政治“吸引”了我，因为不懂和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想要去填补不足——追根究柢可能也是因为不服输，觉得自己不懂，好像很糗。我想去拍比我更小一代的年轻人在想什么。

我的兴趣是政治和电影

我让身边的年轻人做问卷，从中去找稍为表达了一些倾向的人讨论。知识量有限的时候很难讨论下去，都只是流于情绪，所以有人建议我去找一些有参与社会议题、社运的年轻人，我在那时候认识了陈为廷，之后也认识了另一种倾向的年轻人，他们加入对话实验室，才开始了更多的讨论。在讨论中会遇到我不了解的部分，我很希望自己懂，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才大量搜寻、吸收这些资讯，希望知识水平能跟他们一样，才有办法对话。这些对话加强了我这方面知识的厚度。

虽然补课永远不够。但至少知道大家在吵什么，也会有自己的想法了。现在觉得政治很重要，但是要怎么说出重要性或者为什么重要，我也没办法用很简单的话来做到。政治好像变成一件我很有兴趣的事情──就像人对电影、音乐有兴趣，我的兴趣就是政治跟电影。《我们的青春在台湾》多少也在回答这个问题。虽然政治不是每个人都能了解那么多，但是也有其基本。它就是众人之事，基本就在于每个人应该对这件事有些权利跟义务，投票权是权利，相对的应该也有些义务，人们应该去关心或了解。

拍摄《我们的青春，在台湾》，我不希望丑化、妖魔化任何一边，希望尽可能让两边的人都能尝试看这部片，去了解另一边的苦衷。我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人看到太阳花就想骂，觉得这些年轻人都来捣乱；但年轻人对上一代的指责也不是全都恰当，我知道上一辈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如果只是用对错、正义来指责他们，他们只会更反弹。我会为这些上一辈的人感到难过。

有些人出来发声，之所以会发生冲突是因为他们的声音不被听见，不这样的话真的听不见，小的力量对抗大的力量，这样的冲突是必须的。当两边是比较平等的时候，想要互相理解、对话，需要两边都有一定的开放性跟善意。站在希望对话的立场，我希望自己是温和的、在中间的人。梳理脉络，我好像是站在比较偏向社会运动的一方，但我又有点介于中间，所以金马奖上的发言才会引起比较大的争议吧。

文字、语言是很复杂的，差一个字就差很多。本来没有想到那会是专属一边的发言，我也不希望是这样，至少我身为一个台湾人，以为自己讲的并不是某一边的立场。它在我想像中有一种最大公约数的感觉。我没有斟酌好，没有把我的本意传达得很清楚。让我好像变了某一边的代言人。

我担心金马奖的发言为父母带来不好的影响。父母为我得奖开心。爸爸是温和的人，他看这部片看了两次，还看哭了。我妈妈虽然为我高兴，但怎么也不肯看这部片，她现在变成了一个很多脸友的“意见领袖”，比我还政治狂热，可能是受到我的刺激，她会在脸书上每天批评时政，引来很多粉丝。我得奖她有一些矛盾，毕竟立场不一样。我被“围剿”的时候，有人拿我的父母做文章，截取他们的片段，让我很难过。我问他们有没有受到什么骚扰，妈妈的大度让我释怀了不少。

我为什么哭？

我对自己的哭有很深的困惑。在剪辑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我为什么哭。

刚开始拍时，我有点雄心壮志，想要关注中港台三地的公民社会。我看到吴介民的书，放下了一些对蓝绿的纠结，人民跟政府应该是分开来看的，不管是什么政党或政府，人民都应该是监督它而不是支持它，在我心里，这也是社会运动存在的最大意义。中港台之间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共识呢？虽然我们不是同一个国家，但我们同样面临了一个很大的威胁，社运如果有些力量的话，有没有可能放大这种力量？

那时候的交流、串连是很蓬勃的，也觉得那个力量有可能起来，太阳花、雨伞运动是最大一波，也是很有希望的，但是在那之后就断了。其中当然有一些内部因素，但是外部的因素占了更大，言论的紧缩，让三边的人更不能交流，力量被分散削弱，压制的力量越来越庞大，人民的力量越来越不知道怎么办。我也为此失落和难过。我会想：那时候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有错吗？虽然很傻，小虾米对大鲸鱼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因为社运不就是这样吗？我觉得自己很傻，但是傻子不能做点什么吗？我想我的哭其实包含着失落、挫折还有自我感觉良好。

我先生也在现场，我后来问他，觉得我到底为什么哭。他说好像有一种是不是表错情的感觉。我投射了自己的期望在他们身上。那个哭好像在问：当时不是一起的吗？我以为我们是伙伴，难道那个雄心壮志只是我自己的吗？不是一起的吗？妳们现在为什么变得好像当时没这回事一样？我有很重的失落感。

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原来只有我把他们当成伙伴，说是伙伴，但我自己没做什么，而是期待他们去做些什么，我期待能跟着他们走、被他们拖着走。事实上我怎么样都追不上他们，他们有自己明确的想法、目标。当他们走了、离开了，那条线断了之后，我整个趴到地上，没有自己的力量、目标，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我一度觉得一切都没意义、低潮持续了一两年，不想再拍跟政治相关的东西。后来发现，那也许是一种运动伤害吧。

我的身分一直都很中间、很模糊，有些纪录片拍摄者会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拍摄者，冷静观察，是有距离的，我原本以为我也是这样，我也自认为一个好的纪录片工作者应该要这样，但是在剪接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这个盲点，才发现原来自己不是，我是参与者。

不过，是拿着摄影机的参与者。

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发现自己把内心的期望投射在别人身上，我意识到原来自己这么弱，但我是个好强的人，本来不知道自己倒下的原因在哪里，才会一直觉得低潮，发现之后就慢慢站起来了。

拍片的这十一年，我觉得自己长大了。除了知识已外，也理解更多人、不只是他们的经历或是过去的历史，而是更理解人性，透过理解更多不同的人性，才会更去反思自己的性格和本质，才更理解自己的盲点和弱点，并接受或尝试找到自己比较好的部分。

我觉得自己慢慢变成了比较称职的公民了吧──拍《我们的青春，在台湾》才发现原来我做的真的不够多，如果我真的想要改变什么、或是想要生活在一个好的环境和好的国家，那我做的还不够多。

在《我们的青春，在台湾》之前，我想透过拍摄行为去促成一些什么，去发生一些我也无法预期的状况，有点像实验，透过这个实验去造成一些改变。也可能并不会改变什么，我也许就只是很喜欢透过这样的过程去理解什么、去理解我本来没有想像过的事情。

拍片本身是一种行动──但如果只是拍片而没有最后的反省，我也只是拍他们的故事而已，剪出来、变成一个精彩的片，其实没有做什么。

猎奇容易吸引人，但如果只是猎奇，就很对不起被我拍的人，会有一种利用和剥削他们的感觉。拍摄他人的苦难，得了奖，自己得到很多，却没办法为这些人作些什么，就会觉得很难超脱。我在那个当下也是这样觉得，只有猎奇的话，对不起他们也对不起自己。

剪片的过程中，这种罪恶感越来越严重。在一连串的过程当中，我有几个小短片也得奖或受到一些肯定，罪恶感渐渐加重了。我没办法为他们做些什么，也不知道这个对社会有什么帮助。在剪辑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自己要怎么面对，要怎么翻转这个罪恶感。

后来他们叫镜头转向我的时候，我好像突然觉得有一点翻转了。我原本觉得都是在偷他们的人生去成就自己，但如果我不想这样的话，那我自己要出来啊，不能躲在他们背后，要跟他们在同一个起跑点上。

来自小时候的伤

与《我们的青春，在台湾》差不多同时，我拍了《不曾消失的台湾省》，那是我自己的故事，讲小学五六年级莫名被同学用“台语”排挤的体验，像是一种阴暗切片。

拍摄这些，我或许是想得到别人的认同吧。一个人这么想得到别人认同，似乎是蛮不正常的一件事。我想因为被排挤的感觉真的很负面。

我会担心自己哪里做不好，担心自己被误会，更担心别人在我背后说一些我听不懂的事情，那可能其实是在骂我。同学们其实也不是坏，小时候真的可能不太清楚伤害别人是什么意思，另一方面讲到讲台语的氛围曾经被压抑，那个族群就是受害者，我并不是为了要怪他们，而是想说出自己受的伤害。

当自己被排除在外，就觉得很丢脸，我想知道到底自己是哪里做不好。人家讨厌我一定有原因，是因为我有什么坏习惯吗？在过去，连我的家人都不知道。

在成长和创作过程当中我也一直受到这样那样的误解，追溯到小时候的经验，我觉得很不甘心。有人因为我的背景来批评我，我似乎没法融入到群体当中。不管在任何访谈中怎么讲，还是有人不相信我的立场。我很想为自己辩解，很想让大家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人，在这件事上，我也很无助。我渴望自己被理解，可能这也是我在金马奖发言的原因。我想让更多人知道，让那些误会我的人知道，我不是像他们想的那样。

小时候的体验，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不曾消失的台湾省》最后我又哭了，不过我把哭得最伤心的部分都剪掉了，只留眼眶泛泪的镜头。我想那是很复杂的情绪，不只是觉得委屈，也有一种不甘心、不服气。

或许这个伤还没有完全疗愈吧，那需要很漫长的时间。

如果已经没有伤，我可能就不会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