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戴晴撰文：李锐与三峡工程

大约几个月前，锐老发病入院。他心里很清楚，下边面临的，可能是最后有限的时日了。玩笑还是正经，他对女儿南央说，悼文，受主看不到，多遗憾啊。他很愿意在活着的时候，知道大家怎么思念他。

南央很以为是，于是向我们这些爱他念他的人 “约字”。这篇《应命 ：李锐与三峡工程》，我没用一小时，就完成了 ——因为，这是我和李叔叔订交的开始，也是我们忘年交的根基。

五年前，我和一批NGO小友，曾对他做过十多个小时的录像采访。当时发愿，要做出三个历史纪实片：《百岁李锐》（小传）；《共产党员李锐》（共产党员该怎么当）；《李锐与“庐山会议实录”》。后来，遭封杀、遭拘捕……一个都没完成。

李叔叔，“应命”文字完成了。那时我们同在北京啊，居然连到医院看你都不行。那，我就把“约字”，读给你听……

李锐一生，与浩浩长江、与江上“高猿长啸 清荣峻茂”（郦道元·水经注）的三峡、与体量灾难均堪称世界第一的三峡工程，有着怎样的一番情感，又是怎样几无一刻松缓的终生缠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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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起来，幼年时候嬉闹于湘江、少年时候惊诧于岳阳，还曾以一介青年学子之眼界，倾服于武昌汉口间辽阔江段……或许都算不上渊源。终于，仗打完了，他的党拿到政权——“毛主席上了龙庭，你我都是封疆大吏”（语出谭震林）——这些，怕不是李锐之初心吧？加官进爵纸醉金迷，有如周边闹剧。进城之后，在这名张之洞“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工科生看来，回返“科学技术报国”，才是中共要务。

他撇开自己文采上的长项，一头扎进大工业，扎进那年代即使对世界而言，也是十分新奇的水电。“干部要学习自然科学知识”，“重视勘察”、“遵从客观规律”，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地质、气象、水文、生物多样性……多少必须夯实基础课！孙越崎、陆钦侃、黄万里、施嘉炀、李鹗鼎……环绕身边，多少民国英才！这些珍宝，绝不是用来当招幌乃至靶子、而是必须诚心求教的——李锐与他们成了终生益友；在他心里绘出的，不是执政党统战谋略，是一幅诚挚生动的同心携手建国图。

未料想，他遭遇的，竟是皇权转身之际的“后列宁时代”：主义当头拿天下而后，居于统治地位的“无产者”，知识匮乏却权势无边。倾扎权斗遍布朝野，处置技术问题，也是动辄挥舞阶级斗争大棒。

但钱在手里把着，总得干点什么……长江滚滚东流，利或灾？ 防洪、发电、航运？高坝、中坝、低坝？ 五十年代，关于三峡工程的第一次公开争论在专业领域和主管部门间爆发。苏联老大哥给拉来仗势，配着大跃进的锣鼓，上万水库在全国大小河流一哄而上……即使在“反右”与“反右倾”还都没发生、即使政界学界还算清明、即使手边案头的技术性争辩……如若一心求真求实，也遭阻截——坏了人家阶级浪漫情怀，还是仕途？无奈之下，李同志工程技术上的驳诘，以杂文《大鱼网主义》刊登出（当然只能在副刊），但辗转传达的，竟是集中计划体制下一党一人断决之要害——当然，今天我们已然明了，这实在是中国近代化转型的梗阻：

“生活中确实有人喜欢办大事情，热衷于解决大问题，急于一次彻底解决问题；还有人把这提到理论的高度，说这种‘大’癖是解决问题的‘重点主义精神’。”

到此，读者诸君也许愿意对比一下动辄千亿万亿的“两弹一星”、号称解救首都干涸的南水北调、以及地球级大梦“红旗河”、翼龙战机、“巨大中华”……锐公六十年前此文，是不是一语中的？

他或许已经感到，但没有明提——专制的政治体系、集权的计划经济，恰是这一风格（豪情）的基底。

时代在前进。

当苏联东欧开始挣脱列斯两魔（编注：指列宁、斯大林），我们中国之伟大领袖，却有了越出国界，成为东亚、东南亚、亚非拉、第三世界、乃至 “全球一片红”之主的念想。念想为战友怠慢——“反‘反冒进’”开场。

在噩梦般的南宁会议上（编注：1958年，继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再次严厉批评周恩来、陈云等人主导的“反冒进”，称其“让六亿人民泄了气”。会议进一步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辅宰们惨遭主公揉搓。对搅扰他呼之欲出之美梦（“多快好省”）的战友，圣上不存丝毫惜悯。逞性之后，不知怎么，主上竟然接过了经委薄大人（编注：指负责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薄一波，其时兼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怯怯的进言，愿意听听在自己已然吟出“高峡出平湖”之后——那可是吃鱼、游泳、晤面神女而后的大悦喔——还有人说的“不”。

李锐被召到“总结一五，讨论二五和长远规划”的会议室——众大佬环伺亲聆。

那年，刚刚年届不惑，他态度开朗从容，冷静、清晰的表述外带图示，加上对党国大局的眼界和担当（或许与他湖南口音也有点关系），李锐对三峡工程不宜立即上马的谏言，竟然为领袖笑纳，破了为“大跃进开场”之成都会议诸项议案（除三峡工程而外）一一通过之记录。

主公当场一句“做我的兼职秘书”，李锐之人生，或许可说，先窜入峰巅，紧接着（不过一年多），堕入谷底： “反三峡、反水利、反火电”，外加“反党”。庐山会议与黑皮笔记本的故事，咱们另篇细说。

42岁，李同志被他的党一脚踢出——近乎20年的北大荒、磨子潭和秦城。62岁，他爬出死人堆，再回北京、再回水电领域（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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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职副部长，开手干的第一件事，居然是立令拆除镶嵌在部办公楼门厅整面墙上伟大领袖关于修建葛洲坝工程的语录——您老是“求真不惧抗上”死不改悔啊！

“赞成修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

三峡主坝还没修，先兴建反调节坝；工开到一半，再修改设计——有这么玩的么？

按说，也不能全怪伟大领袖。77岁生日，对揣摩圣心者们缠磨不已的三峡替身工程批示几句，不过兴之所至。问题是，纶音一露头，立刻被紧盯着的有心者捡出、大肆张扬之下，演变成日后绝无可违之圣旨——“三峡工程”钱小姐（编注：钱正英，曾任政协副主席，水利水电专家，主持领导了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团队晋身主打推手：借助政治大局，把三峡工程变成为再有理也反不掉的最高领袖决策。当然，接着照样玩的，已经是邓二、江三……

拆除领袖语录，小节目而已。回到水电部，再度面对的第一件事，就是三峡工程论争。李锐发话，毫不含糊：

“在泥沙淤积、堤岸侵蚀、山体滑坡、诱发地震、移民对环境影响等问题上，决不可以把话说得那么满。我同意生态环境专家马世骏的判断：三峡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弊大于利。我也与植物生态学家侯学煜怀有同感：三峡一带具有我国少有的亚热带气候，将数十万亩肥美良田与独一无二的旅游资源淹没掉，是永远不能恢复的。以今天人类所具有的科学手段，没有人能预言这一改变长江水流状况的巨大工程，将如何引发整个流域生态环境资源等一系列问题的连锁反应。”

那年头，大家都怀着一股重整家园的心气儿，三峡工程上还是不上，陈、邓、胡、赵，都听过他的意见； 由国家计委科委主持的论证，不仅没有排除反对意见，接下来的措置也都顺理成章。

长江与三峡，或许能保住？

历史之轨迹，有时真是十分吊诡：三峡，一个工程而已。掌舵大人物心里，还有更重的要事——“谁来接班？” 三峡什么的，先放放啦，陈大人云把他安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干局长的位置——用他“选拔我们自己的人”——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就在他忙着组建第三梯队这几年，三峡工程上马之坎儿：“可行性论证”，落到非上不可派手中。这是一拨子很明白如何在“具有中国特色之社会主义”局面下的精致利己玩家——借“宁左勿右”的意识形态、借忽悠似懂非懂权势、借面对开放争世界第一、借无人为生态破坏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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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中期，他被“逐出”中组部，安置“就位”于中顾委。而三峡工程上马之势，已然波澜壮阔。长江，就要被拦腰截断了……

“每想到国家这种局面，我的内心是极其痛苦的”。

李锐就是李锐。不打算“倚重”了么？好，那就退回本行，认真“顾”将起来——反对灾难性三峡工程，不踟蹰、不气馁！

他三次单独或领衔上书中央领导，他力辨、再辩、“建议听一次反面意见”，“建议暂缓上马”，“建议继续论证”； 他不厌其烦地为高层普及水电常识，给他们讲总理的故事，详述施工的种种难点，开列持不同意见专家名单……真真是不惮烦死诸位当道。

三峡工程，李锐疾呼：

“水库的运用，已造成长江上、中、下游发生了江水抢夺战（即如百姓所言：旱季蓄水，下游干得见底；雨季泄洪，下面冲得七荤八素），不仅中游防洪效能有限，还带来上游洪水与干旱，中下游船舶停驶。”

“出库清水不仅冲刷堤基，且影响河床基底，更令长江沿岸几大湖泊萎缩，而且库区沿岸因水位落差而形成面积世界第一的消落带——非常丑陋，正在酿造华中地区潜在生态、地质等危机。”

“水库蓄水之后，周边地区发生的天然气井喷、大震级地震、气候变异明显增多，长江入海口消退与地面沉降正在威胁着超级大都市上海。”

……

最后一次上书，是在三峡开工一年后。他说，“要它停工，那时还来得及。” 结果——顶层的话传下来：“不要搞串联”、要“服从大局”。

连“顾”都不许了。留给李锐的，只剩下总结自己对党、对家国、对民族的赤诚：把半个世纪以来就三峡工程说过的话，结集出版：

“出版此书始终有两个目的：一是便于世人了解有关三峡工程争论的历史过程。二是希望有助于国家重大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至于三峡工程本身，几十年来尤其直到上马之势已定后，我要说的话已经反复说过了，说够了。区区寸心，天人共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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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是 “世纪三峡论争”的关键人物。作为共产党员李锐，其一生的经历与蹭蹬，与这一工程、还有这条惨遭蹂躏无语忍受的大江之命运，浑然一体。

在保卫三峡、保卫长江、保卫中国最为弱势，且岌岌可危的资源与环境上，李锐可谓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直至最后，在“关注地球、关注人类生存、关注中国和长江”的 “三峡工程20年研讨会” 上（笔者注：此研讨会由加州伯克利学院召集。主持人并非临时起意，而是自始至终关注三峡工程一批学者、科学家），已届九五龄的李老，做开场致辞：

“今天，关心三峡、关心长江、关心地球、关心中国人和全人类生存环境的有良知的专家、学者和工程师们，聚集在伯克利大学，讨论这个工程的利弊，令我这个九十五岁的老人感慨万千。”

“二十年前的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有句很有名的影响全国的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十年间，关于三峡工程，应该说，无论赞成还是反对的人，都有了比二十年前更多的认识，这个工程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究竟利在哪里、弊在哪里？是到了需要搞清楚的时候了。这不但对中国很重要，对世界也非常重要。”

但非常不幸的是，三峡运行几年来，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当年我们的许多担忧一一变成了现实；更让人痛心的是，当初不曾清晰预料到——或者说，虽然有所预见，但没有料到如此不堪、如此危险的情景一个接一个出现了……

他说：三峡工程出现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绝非偶然。他谈起“非常关心三峡”的胡耀邦辞职之后送给他的几首诗；他说被迫下台的赵紫阳总书记，也是反对建设三峡的。

他说：三峡这一工程的出现，是中国集权的政治体制，与藐视科学、缺乏科学思维与科学精神的结果。

他说： “三峡和六四，是邓小平对中国欠下的两笔债”。

只因他生在人类以为自己可以改天换地的时候，只因他生在知识有限但权力无限的人比较恣睢的年代，只因他是共产党员、总以他惨遭灌输（却刻骨铭心遵从）的党性行事，只因他工科出身、对知识的尊崇超过对权势（包括今上）的依顺，只因他常怀丈夫的悲悯与士的家国情怀……共产党员李锐说——

“心所谓危，不敢不言”。

“区区寸心，天人共鉴”。

“我已经说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晚辈戴晴 敬书 2018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