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2月16日，原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毛泽东兼职秘书李锐逝世，享年101岁。十六年前，李锐曾接受《21世纪环球报道》专访，围绕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谈了一系列敏感话题，对中共的治理模式提出了尖锐批评。由此，创刊仅十个月的《21世纪环球报道》被勒令停刊。十六年后，端传媒重刊本文，以此悼念李锐先生，并向《21世纪环球报道》致敬。不难发现，文中提及的常委任期限制、党大于法、党政不分、个人崇拜等诸多问题，十六年后也并未过时。
曾经打算联名写建议书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去年（2002年）十六大前给中央常委的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在今年第1期《炎黄春秋》上以《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为题发表，具体情况怎样？
李锐：《炎黄春秋》发表时，将最后一段删节。我先讲讲这个意见书的过程。我们有些老同志，平时碰面时很关心当前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十五大我不是做过长篇书面发言吗？十六大要召开了，因此就想到再写个东西。曾经打算找几个中顾委委员、中科院院士，联名写建议书。后来考虑这个方式是不是好？各人有意见还是各人提吧。
小平为何未能实践自己的讲话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在建议中提到，鉴于毛泽东晚年错误导致文革浩劫，邓小平于1980年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报告，认为过去总病根在权力过分集中，一把手说了算；并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但讲话被人所阻，没能贯彻下去，这人是谁？
李锐：当年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信中我是写了名字的，即胡乔木。那时出了波兰团结工会的事情，他坚持“左”的立场，趁机做文章。
《21世纪环球报道》：小平讲话很明确，但您说他自己也未能认真实践，给历史留下了遗憾，为什么？
李锐：十五大的书面意见中，我曾建议总结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到七个问题。包括胡耀邦辞职问题，我讲这么一件事情你就明白了。据说，第三代领导接班的时候，小平讲了这样三句话：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们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做出第二个“历史决议”（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个历史决议是40年代在延安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我认为在经济上小平是抓得很紧很正确的：“不要问姓社姓资”、“一个中心”、“三个有利于”，从理论到实践都很正确。试问：不搞市场经济，不进入WTO，中国经济怎能出现当前的局面？小平在经济上坚决反对过去“左”的一套，看到苗头不对，才有1992年的南巡嘛，将经济滑坡向左转的局势挽救过来了。
但是在政治体制上，领导体制上，他认为中国这么大，这么多人，七嘴八舌，没有一个权威是不行的。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所谓三权分立，他是坚决反对的。“清除精神污染”匆匆停止后，又接受“左爷”建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认为胡耀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后台。中顾委没有解散的时候，十三大到十四大之间，有一年，薄一波还传达过小平关于权威主义的讲话。这来自新加坡李光耀。大概小平是赞成李光耀那一套的，认为没有权威不行。
胡耀邦辞职，实质上是政治体制不改革上出了问题。
胡耀邦辞职，实质上是政治体制不改革上出了问题。1980年小平那篇掷地有声的文章，是由于当时李维汉跟他一次长谈，讲我们过去的问题还是封建专制主义。毛搞个人崇拜，专断独裁，根深蒂固，政治体制不改革不行。实际上苏联垮台，大家知道也是斯大林独裁所致。为什么那篇文章又置之高阁？归根结底，除了胡乔木等影响外，还是他自己摆脱不了旧的认识、旧的习惯。我十五大那篇书面发言，要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年的经验教训，就包括总结小平的错误在内。犯错误难免，重要的是要总结教训，才能避免重犯错误。
建议得到高层回应
《21世纪环球报道》：你们认为《建议》在多大程度上能被新的中央领导所接受？
李锐：我的建议，好像接受得比较普遍，老中青三代普遍赞成。我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必须民主化、法治化的问题，证明是一个普遍的大家都关心的问题。现在传出来，中央领导都赞成这种意见。这当然给大家一个希望。
常委任期5年，十二大后已经解决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建议中央常委任期5年，连任一届。有实现的可能吗？
李锐：这实际上是废除领导干部的终身制。这个问题，十二大后已经基本解决。后来小平退出常委，已经身体力行了。胡耀邦早就讲过，他在十三大上要退下来。
《21世纪环球报道》：您还提出领导干部不能在党、政、人大、政协轮流转。
李锐：我认为这个不太好。这意味著领导干部并没有完全退嘛，实际上把人大、政协变成很次要的岗位，只有党的岗位是唯一的、最高的。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对现在各省、市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怎么看？
李锐：兼任的利弊到底怎么样？我说不清楚。如果把人大当作立法机构，它区别于执政，那么一个地方党的书记兼任人大主任还是可以的。如果为了一把手说了算更方便，那就不好了。将来还是要用选举的办法来解决。现在，我们的干部还是任命制，由上而下的决定制，并不是真正的选举制。党内也好，人大也好，各级政权班子，应该实行真正的选举制，这可以从基层开始。
现在，我们的干部还是任命制，由上而下的决定制，并不是真正的选举制。党内也好，人大也好，各级政权班子，应该实行真正的选举制，这可以从基层开始。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建议十七大以后，政治局委员、常委和总书记都在党代会上竞选产生，有可能吗？
李锐：这个很难讲，也许有这个可能。5年中大家都希望有所变化。如果真正按宪法办事，即逐步实施宪政，当然有希望。
《21世纪环球报道》：有报刊讨论人大和政协实行代表职业化制度，您认为其难度在什么地方？
李锐：现在的问题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人数太多。人大是立法机关，代表应具备相应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当然，代表要代表各个阶层，工人、农民都得有。如果难以一下子改变，那么人大常委会常任制，实行职业化，应该好一点。
政法委书记统管公检法不合理
《21世纪环球报道》：关于司法独立，目前议论比较多，党委直接干预公检法的事很多。您怎么看？
李锐：政法委是党内机关。党的政法委书记统管国家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是不合理的，等于党直接干预司法。十四大还是十五大时讨论过这个问题。问题在我们没有真正把党政分开。我们还是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所以讲来讲去，根本的问题还是在党。这个不改善，一切无从谈起。
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似乎接触过执政党和一党执政好不好的问题。
谈到执政，我们国家现在是两张皮，党政不分、难分。上上下下还是一把手说了算。权大于法。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在建议中提出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六个措施，其中提出搞《政党法》和《参政法》。您是怎么考虑的？
李锐：就讲一个问题。现在搞这么多干部，都是吃国家财政饭。一个政党在国家、社会和全体人民中，处于一个什么位置，负什么责任，怎样操作，包括其经费来源，等等，都要搞清楚。
谈到执政，我们国家现在是两张皮，党政不分、难分。上上下下还是“一把手”说了算。权大于法，“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所以我的意见书开篇即说：“问题仍在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过慢，民主滞后，法治难张，腐败之风日益盛行。”
毛泽东七大讲话未公开的内容
《21世纪环球报道》：您提出要破除民主党派只任副职的陈规，可能吗？
李锐：民主党派任副职，实际上作用有限，甚至只是个摆设。任正职就不同了，有个责任问题。在开国之初还有民主党派任正职。但后来就没有了，特别是反右以后，到“文革”就更不用讲了。
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现在已经出了书。他的口头报告，我当年听到的传达，讲有这样的话，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我的印象非常深。他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口头讲话，跟后来的文字稿，也截然是两回事。
《21世纪环球报道》：这么说，反右并不开始于1957年，实际上酝酿于延安时期？
李锐：在延安时期，从对人对党员的思想控制（做驯服工具），到树立毛的个人绝对权威，是通过整风运动完成的。毛的心态是：领导这个党（这个国家），非我莫属，都要听我的，即以他的意志划界线。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革”，可以说是延安整风的继续和发展。
最近，答罗稷南问“鲁迅反右时处境如何”的答复揭露出来后，大家对毛的作风性格等，就更清楚了：他决不放过一个“异己分子”。（罗稷南当年与赵丹、黄宗英等知名人士接受毛主席小型宴请。宴会中，他问主席，如果鲁迅活著，在反右运动中会怎样，主席回答，要么他不说话，要么关在监狱里。黄宗英在会议记录中对此有专文记载。——原注）这个问题，我1992年写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一文，9万多字，说得比较清楚。当时《桥》杂志整期刊登，后来收到《李锐反“左”文选》一书里。
中国最大的危险是人治
《21世纪环球报道》：还是在十五大的书面发言里，您当时认为中国面临七个危险：封建专制主义余毒依旧存在；党的威信下降，腐败蔓延，自己难以监督自己；如何防止新的资产阶级作为左右社会的力量出现；国外威胁；香港与台湾问题；自然生态环境问题；中国人多而素质不高的问题。现在，这七个危险是否依旧？
李锐：最大的危险是人治。只谈一件事情，现在全国错案、冤案很多，尤其是经济案件。有一个省的一件经济案，牵扯到香港的投资。上一届的几位省领导，将案件材料寄我，让我转交中央有关领导处理。从1998年开始，直到现在，转上去十几次信件，由于牵涉到现在的省领导，至今解决不了，错捕的人也放不了。我十六大的上书，提出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真正依法治国，是有自己几十年的切身体会而言的。党内没有民主，国家也就难有民主。所以不能搞党高于一切，“一把手”高于一切。
党内没有民主，国家也就难有民主。所以不能搞党高于一切，一把手高于一切。
我为什么在十六大建议中引邓小平的话呢？他1941年撰文说：“应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那时共产党没有得天下嘛，小平讲得比较合理。此文是《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的第一篇文章。
《21世纪环球报道》：您提议的总结改革开放20年的经验教训，做出“第三个历史决议”，估计何时能搞呢？
李锐：那要看以后形势的发展了。当然，教训都接受了，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实现了，不做出这个决议也没有关系。
宪法是防止权力滥用的
《21世纪环球报道》：您这些建议的突破点是什么？
李锐：胡锦涛总书记上任后，第一次公开讲话是谈宪法，纪念新宪法颁布20周年。他在讲话中说：“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宪法首先有一个修改问题，如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还没有正式明确列入宪法。
宪法的实质是监督政府，就是赋予公民监督政府权。西方几百年是这样走过来的。在我们革命过程的习惯上，执政几十年，权力在党的手上。宪法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我们党权高高在上，个人说了算，这实际上是权力的异化。
我们党权高高在上，个人说了算，这实际上是权力的异化。
我们号称来自群众中间的党，不能变成统治群众的党。所以我提出制定《政党法》和《执政法》，成立宪法法院，就是要从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政党怎么执政，要有法律。政党本身要守法。十三大报告提出党政分开，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问题在实干，要说到做到。
对毛泽东继续造神，对党史继续造假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在1980年10月参与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时提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如何监督党的领袖，防止搞独断专行，国际国内都没解决好。您现在怎样看这个问题？
李锐：1989年后，出现过“毛泽东热”，至今并未衰竭。如有关宣传毛泽东个人的各种著作，现在不下几百上千种。现在基本上在继续造神；在党史上也还在继续造假，把许多真实情况隐瞒，继续擦胭脂抹粉。
例如，有关“文革”的研究就是禁区。许多有关毛和党史及反右派、大跃进直到“文革”的书籍，只能在境外出版。在我们这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做法，搞个人崇拜，专制独裁，是不容易彻底清除的。在西方，“个人崇拜”（PERSONAL CULT）同“邪教”是一个同义词。“文革”那一套，难道不就是邪教吗？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摇小红书，真是邪透了。我的看法，马、恩、列、斯、毛、邓，从理论到实践，他们哪些是对，哪些错的，哪些要发展，都必须搞清楚。毛泽东的阴影现在仍然笼罩著我们。我们必须把毛泽东搞清楚。这样才心中有数，以后就不会再重复错误。
总而言之，一个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必须讲自由民主，讲科学，必须法治，不能人治。党不能搞“一把手”说了算，把个人抬得高高的。要讲信仰，只能信仰科学，信仰真理，不能信仰哪个个人及其学说。信仰属于宗教。马克思的名言是“怀疑一切”。科学与真理的发展是无止境的。
一个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必须讲自由民主，讲科学，必须法治，不能人治。党不能搞“一把手”说了算，把个人抬得高高的。
《21世纪环球报道》：继续反思、总结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会不会导致像苏联全面否定斯大林那样的问题？
李锐：不会，毛泽东的正确东西不会丢。中国的农民不会起来推翻共产党。中国的知识分子比较听话，比较照顾大局。现在国际国内环境同过去大大不同了。现在的领导同过去毛的时代也相对不同了。
中央领导谈宪法是个信号
《21世纪环球报道》：政治体制改革迟缓，会不会导致洋务运动的后果？
李锐：也不能说政治体制完全没有改革。比如现在我就可以这样自由讲话。人大、政协还有不同的声音。估计各级领导到中央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声音才能有进步。
过去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刘少奇、周恩来都难有发言权。刘少奇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有不同的声音，就导致了那样悲惨的结局。这种历史当然不会重演了。因为时代不同了，现在各级领导干部都是“干部四化”以后上来的，尽管素质、水平参差不齐，但都是改革开放新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目前最大的任务是经济发展。
现在私有经济的产值已经占全国一多半了。不过，根本问题是要解决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不搞民主化、法治化，政治体制不改革，人治的问题不变，经济上也会有问题。腐败是不得了的，每年以千为基数的县以上的干部犯罪，省部级干部犯罪，已经上百了。这真不得了。问题就是领导的权力太大，党和国家没有很好的监督机制，尤其舆论一律，没有舆论监督。
现在提出政治文明，值得关注。政治文明首先要遵守宪法，要有言论自由。中央领导谈宪法，是个信号。《炎黄春秋》没有挨批评，反受到称赞，希望这也是一个信号，言论有了点自由的信号。（因管理层遭撤换，《炎黄春秋》原编辑团队已于2016年7月17日宣布停刊，但新的管理层仍继续出刊——编者注）
（本文首发与《21世纪环球报道》2003年3月3日刊，原题为《本报独家专访毛泽东前秘书李锐——“我的建议，老中青三代普遍赞成”》）
繁體版似乎有錯字？「決定制」、「幾百年」，請查驗！
每个时期的政治环境都不一样，现在显然是进入了一个高压时期。报刊舆论、知识分子和社科界，或噤若寒蝉，或遭限制自由，或遭刑事指控（国安方面）被关押和服刑，或逃遁海外，希望不要演变为大规模的白色恐怖，也希望能早日换个治国理念更开放更民主的领导集体，毕竟面对巨大的国家机器和其拥有的各种资源（生产资料、社会财富、纪律部队、报刊电视），普通人很难有所作为。
順天命吧！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骨子裡是暫時改變不了的！
虽然报刊被停，但2003年这样的文章还是刊登出来了。现在再难有了。我觉得近年已经不提“党政分开”这个词了，处处都是党领导一切。今天发现宪政一词在微博也是敏感词，显示不出搜索结果。而李锐的搜索结果，只能显示带V的认证用户发布的，而且大多数转评不可见。活在网罗中。
中共內鬥，無論改革派還是強硬派，本質都是穿一條內褲的兩個人。鄧小平和李鵬將子女置位在國企高管位置便是如此：若強硬派上台自有他們的好，改革派上台就算分拆國家權力甚至讓共產黨四分五裂，他們也是最終的分贓者之一。
很多人或许已经消磨偏离了认知意志，或许心底知道了却表达、描述不了……任何国家、地区，普罗大众的权利主要都是靠人民群众自己慢慢争取的，西方很多发达国家，宪政民主了那么多年，现在他们还是每个国家社会都有"声音"、"反对"、“斗争”…… 他们早成了所谓的发达国家几百年后还是这样。权利永远是靠我们自己争取的！虽然表现形式、内容和时间不一样。类似“黄背心”的运动一直有，只是它的影响看起来有点大，包含的民粹和社会内容复杂一些而已。作为一个东亚面积大国，从历史到现在国内基本没有民主表达形式和权利争取的延续方式和轨迹，或者说它短短断断续续的有，成为个体事件或只是被当权者掩盖，这是历史也是现实，所以“争取”的方式方法注定有点不一样。一个所谓地现在很强盛的东方强大国，为什么会在2000年后还对周围的一些一般国、小国或穷国，比如在争议国土上，看上去唯唯诺诺，低头求和？很不可思议，也让人诧异。前几年一位香港同胞把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公开了，就被大陆政府送进了监狱，牛逼地中国口交部宣称的结果就是中国的领土是国家机密，协议内容和划界不能公开。国内外能笑掉大牙吧！另一方面，国内的摄像头监控、网络实名制、保党治安花费不断落实。这样的对比很强烈吧，你也不要觉得窒息，这个是不折不扣地“纸老虎”！一切独裁政权和权力都是很脆弱的，它容不得半点反抗，因为反抗一些动静就能像野火一样把它烧掉！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也必须谨慎！如果你有民主、言论、隐私需求，对于互联网和手机一定注意隐私保护！特别提醒微信WeChat、QQ很危险，现在的微信WeChat安卓版老版本全部停用，最近的几个版本很多会自动升级到新版7.0.0，连安装包都有93M，安装等十几分钟轻松超过500M，我一直怀疑它能主动搜索用户手机上的各种资料和信息，我的一个只是上外网的朋友也经历看到过一次。手机是现代人很重要的工具，如果你连这些隐私都主动上交了就成了裸奔者！建议有需要的人又特别担心隐私，最好单独准备一个旧手机使用微信WeChat和QQ等内容，同时不要使用腾讯系其它软件！顺便提一下，手机太大众了，华为手机可能不会在硬件上做后门，但如果觉得个人隐私重要的话，不建议使用华为手机。作为中国人，不管面对的是什么“纸老虎”，还是要注意，普通人做一些小“坏”事不要现真身和留名;如果你是脆弱的公众人物和新闻人士，就应该立足事件、真相本身，这样你们才能走得更远！扯点其它的，贸易战是个好的开端，它不会重伤蛇的七寸，但已经慢慢会动摇它的根基了，对于手无寸铁的普通人而言，明眼的国家政府机器还是很强大。未来再.见，历史可期……
比较务实，只是提出党内民主，没有提直接民主
对于一个独裁专政政权政府，你如果指望着它自我革命那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它可能会有这样的挣扎，但每一个结果它都不会这样真正落实或到位！有些普通人还想再被骗两个70年吧……
老李一路走好，他生前讲的人生四个限制确实有道理，我们年轻一辈(80-00后)不会辜负你的想法！一定要将中国宪政民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