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十论：纪念的意义

【编者按】“读者评论精选”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条精彩读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会因应长度及语意清晰作节录或编辑。

1. Fai，回应圆桌话题《当部分年轻人对六四冷感，六四对你而言又意味著什么？》

廿九年前香港人的强烈反应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下的“保唇”（唇亡齿寒）成分，也是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一次借机发展的自救运动（老实点来看），“建立民主中国”本身就是符合香港利益的事，这个论述涵括了当年的大多数（能有更好的中国，香港得以维系的话是最好的结果）。而今要“去中国”，实则更像一次“断尾”，是前者毫无希望（毫无希望的不只是中国政府，中国人本身的表现并未让人看到国家有来自民间的、走向开明的可能）下的另一次自救运动，或身份再巩固。要行动，先要弄清楚行动的主体，反过来说，行动主体不同，行动方式也就可以不一样。以青年作为主体的话，可以避免处理纠缠不清的感情、历史包袱，扫清行动障碍。在个人经验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人，行动起来或更轻省。只是，政治有那么简单就好了，论述决定谁进场谁退场，若无能涵括大多数，少数很快会被肃清或边缘化（中共深谙此道）。最终沦为孩童式的自我宣示（不愿与目前的中国发生任何关系）或者激进的洁癖（洁癖者与政治无缘），让人感叹“真系太纯”。

再怎么壮烈，“六四”是整个被笼罩在“国家”这个符号下的，维园集会罪在过多的、对国家的情感投射。“行礼如仪”背后说的除了“缺乏实质行动”，怕就是对“家国情怀”的抗拒排斥了。

对我来说，维园只是一个抵抗的手势，不必对它有太多的期望，但它绝对有它存在的必要。

2. Rainbow___，回应圆桌话题《当部分年轻人对六四冷感，六四对你而言又意味著什么？》

我也是一位出生于1990年代的年轻人，我对六四的确也是没什么特殊的感情，六四对于我来说，跟其他历史事件一样，只是一件历史事件，加上我本人及亲属无六四的亲身经历，我对六四的看法全部来源于网络和一些书籍。略读了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和吴仁华的《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两本书，并且在网络上搜索了相关的视频与资料，让我对中共的劣根认识更加深入，六四已经过去，想要中共为六四正名可能性不大，至少在后邓时代不可能，加上六四发生才29年，有很多内部资料还处于机密状态，所能够著的史料也是极其有限的，而六四时在北京的亲历者，各有其说，也没有非常肯定的说法，所以六四现在还蒙著一层纱，我们也只能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得出大概。但这个大概也够了，这足以说明当年中共的恶行。

对于我们，也不能一直纠结最真实的史实到底是什么，应该追寻更深层次原因和后果，探索六四前后的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中共高层的斗争，探索六四的来龙去脉及六四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各阶层的转变，这些才是史学界应该做的事。

所以最终，六四对于我来说，意味著一种警醒吧，时刻提醒我应该追求的东西以及应该避免的东西。

…

那些探索和研究不仅仅是史学界应该做的是，而是所有对六四耿耿于怀或是对六四有特殊感情等等等等的人应该做的事。仅仅惦记著六四那年的中共暴行毫无益处。

3. Kuse，回应《The Name Game：聋人？听障？为何要对称呼执著？》

对“障碍”之是否客观存在的回应。

这样看吧，大部份人拥有听觉，少部份人因先/后天原因没有，单从拥有一种特征（感官）与否而言，这只是一种deviation。障碍或残障，则是disability，意谓缺乏做某些事的能力。

聋人的确难以与人通过听觉交流，部份先天聋人在发音上也面对一定困难，但交流有多于一种方式（手语，文字），他们并非完全缺乏交流能力。

若社会配套上能助他们无碍地与其他社会人士交流沟通，则此听觉交流能力之缺失不再构成日常生活之障碍，此时虽则他们的确缺失听觉交流能力，但生活并无障碍，此“障”究在何处？若生活无不便，但只要无法以社会主流方式沟通即为有“障碍”，此看法本就有问题。

这篇文章在论说的正在于此，在于指出不存在所谓“客观的障碍”。因为一种deviation是否被视为障碍，一则取决于其于日常生活有否不便，二实乃是社会主流所形成的一种观感，两者互为因果，而后者究为一种主观的意见。

4. Obzeroham，回应《The Name Game：聋人？听障？为何要对称呼执著？》

@Rainbow 读完你的分享，突然想到一些场境：想问一下，假如在一个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际会议上，有一位使用华语的朋友需要粤语/普通话的即时传译，那么你会否认为这人有障碍？

又另外一个场境：如果有位妈妈推著婴儿车，在车站处发现原来车站没有自动电梯或升降机，只能走楼梯。但她真的难以抱著婴儿车走楼梯呢，那你会说是她有障碍吗？
以上两个处境题，相信尚说道理的人都会回答“不是他们有障碍，而是需要为他们提供设备/服务”，相信你也一样，对吗？那么为什么聋人朋友不说口语、而打手语，我们会说是他们拥有客观存在的障碍？如果社区的无障碍信息（如手语传译）做得完善，障碍就不存在于聋健群体之间。那到底这是他们的障碍，还是我们的社会未够好、因而令他们不得不承受障碍？同样，像你也有提及的无障碍设施，如果做得好，斜道的斜度、阔度和位置有切实考虑轮椅使用者的需要时，阻碍达致通达的障碍也不复存在。

你所提及的那句“不管是处于残障人士的角度还是健全人士的角度，下意识地认为残障人士是有障碍的这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看来在有意无意间把责任归咎于“残疾人士”，认为他们应该尽力去克服自己的“缺陷”，融入主流社会。其实，你也曾提到应加强做好无障碍设施，这很对，我十分同意。但请不要忘记，“无障碍设计”的目标是达致“共融社会”—共融，该是双方都共同努力去尝试了解对方、照顾彼此的需要；而并非单一地要求社会上的小众配合我们。这样的想法不是“融合”，这只叫“配合”，而“配合”并非文明和人道社会该高举的价值。

5. 张生，回应圆桌话题《《创造101》王菊现象，是人格魅力的张力，还是反主流营销的狂欢？》

从心理诉求角度看，王菊的自身形象和言行点燃了网络女性用户的追求独立、不屈于传统审美的想法，同时也迎合了LGBT群体推崇的自由、自我的价值观。恰好这类人群在微博最为活跃，善于使用和制作生动、有趣的语言和表情包。他们是产生王菊现象的群众基础。

从传播方式和效果看，“一菊两得”、“菊内人”、 “菊外人”等网络用语和打油诗在一定程度上使饭圈拉票活动上升到现象级跟风娱乐，连共青团微博都要蹭一蹭热度。粉丝通过谐音替换的方式，借传统用语的外壳表达新的意义，并将这些词汇运用到日常交流中，现如今成为网络用户重塑符号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常用方式，比如“一菊两得”与一举两得。粉丝通过这种“旧瓶装新酒”的语言对微博意见场进行议程设置，再基于微博的嵌套式传播，使得不关注这件事的用户也能收到此类用语。用户被这种新奇、有趣的舆论气候所吸引，同时又基于被孤立的恐惧进而形成群体模仿，再借由其他社交平台的多级传播，层层递进，最终成为一个现象级的拉票活动。

6. DOGE，回应圆桌话题《“SA甜蜜订制”中国走红后被封杀，它是“互惠”社交，还是网络卖淫？》

产品是无罪的，用户却未必无罪。一定有不同需求的人使用这个app开展不同的社交功能。但从大众角度来说，我偏向于相信网络卖淫。因为成功人士结识伴侣的方式远比普通人多，不太可能在这种信息精度还比较低的虚拟平台寻找目标。而且网络带有天然的隐蔽性，更加不确定性导致所花费的时间成本比常规线下见面社交的方式更多，对于成功人士的性价比不高，可能很难吸引他们入驻。

7. 感同身受_局外人，回应《雨伞运动得与失：“伞后”香港青年更热衷参与政治了吗？》

从报导的资料可以发现较深入参与社会运动的青年，之后对于政治抱持著积极参与却悲观看待的态度，但值得注意的是，悲观是对于体制及整个生态悲观，并非对自己悲观，相反的，这些青年在内心深处必定相信自己有可以改变社会的能力，才会有积极的力量；没有参与社运的受访者，可能才是对社会感到最无力的一群，与其浪费时间不如过好个人的生活，也因此最为政治冷感；至于一般(中度)参与的受访者，对于群体的力量可能很是向往，但简单转发、分享就能表示参与，这种行为可能对于政治议题最有影响力，但也最有破坏性。

注:比较好奇采样的对象是如何选定?是针对香港五间大专院校的特定科系发放，还是街头发放?是如何采样?

8. 当代大诗人，回应《从摩西到毛泽东：中国当代政治思想的神学起源与嬗替》

关于政治神学如何影响到每个人，其实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借用比喻来说，政治神学研究的是海平面下的潜流，无论是小的浪花还是大的海啸，都由来有自，政治神学的态度是穿过纷繁的象征符号，去寻找某种原型的东西。

当然我的困扰是，这个原型真的不是通过回溯去发明出来的吗，我总还有一种杞人的心态，这还是一种阐释学，最后要和人家打意识形态宣传战。

9. 柔夷，回应《从街头表演到歌舞大茶饭，旺角菜街的卖艺江湖》

上面说序言书社那位：上个星期刚好去看书 问了书社老板对于杀街的意见 答“不宜因噎废食”。本人亦有同感。

又：菜街多中老年人和怀旧金曲怎么了，为何不能给他们一个娱乐消遣的时间空间？难道是“年轻即正义”么？本人91年生人，却也很爱去菜街听歌跳舞，也见到无数年老甚至有残障的街坊从天水围乌溪沙这些地方专门跑到旺角，只为这一种娱乐。我忍不住想，今日我年轻健康所以可以到处寻找娱乐活动，兜中也尚有结余所以可以流连于酒吧歌厅，但等我迟暮之年、贫困之年又该如何呢？也许太多人欣赏不来这“光怪迷离”的旺角生态，但多一点同理心还是必要的。

10. Tautou，回应《从街头表演到歌舞大茶饭，旺角菜街的卖艺江湖》

我也非常同意这条街目前太糟糕，表面看来恶俗、噪音滋扰、免费的公共空间却变成大茶饭生意（就像有人用1元租金搞大排档），问题多多；面对这个困局，我觉得单单谩骂这些歌舞团没有意义，这不会令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毕竟你一刀切关掉这个地方，但沿用同样的思维，在同样的社会肌理中，也有另一个地方会再成为旺角菜街。我觉得需要去理解其中的持分者的声音，也需要看看，政府有没有尝试什么新方法，民间有没有尝试什么自律方法，如果都没有，然后今天就说，好，我们关掉它就一了百了，那也可以，但我会觉得这社会也没什么变得更好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