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愈之伤：北捷杀人案的对话边界

“那天，我跟爸爸刚从农会下班回家，我进厨房准备晚餐，他在客厅看电视。突然听到爸爸问：‘江子翠在哪？怎么有杀人事件？’还记得自己当时回他：‘就是曾有一个会计小姐被分尸那里啊。’下一秒，却接到台北和平医院打来的电话，问我们是不是张正翰的家人？说正翰到院时，就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

就着一盏微弱日光灯，张素密坐在客厅藤椅回忆她生命最痛的一天。是盛夏午后，说起话来她依旧微微颤抖。丈夫张振源在旁多半沉默，偶尔嗫嚅欲吐言，话语却似鲠在喉间，绕了几回，又咽下。

访谈那天，距离张正翰死亡已经过了整整两年。夫妻俩掉泪的次数虽然减少，痛楚却没有随时间流逝，而是化成意味复杂的压制，紧紧缠绕、捆缚着他们。

无法阻却的悲剧

2014年5月21日上午11点40分，一名就读东海大学环工系的学生郑捷，从台中市西屯区的朝马转运站搭乘国光号北上。下午2点30分，郑捷抵达新北市板桥区新埔捷运站，随后步行至江子翠的麦当劳与国中同学会面40分钟。两人道别后，他到松青超市购买一支钛钢刀放入背包，进入江子翠捷运站，于下午3点45分搭乘往南港展览馆站列车。

自下午3点45分至开始犯案的这段时间，郑捷曾多次上下捷运列车。根据新北地方法院判决书指出，郑捷曾在下午3点50分51秒于捷运板南线西门站下车；下午3点54分33秒再次上车搭往南港展览馆方向列车。但下午4点5分36秒，郑捷又在国父纪念馆站下车。日后他遭捕时自承，多次上下捷运列车，是因“勉强自己执行杀人计划”而感到紧张的缘故。但勉强所带来的紧张并没有阻却他的犯案行为，郑捷最终在4点10分，搭上由国父纪念馆往永宁站方向列车。

在捷运站这样高度现代化与机械化的空间里，乘客几乎丧失与陌生人交谈的机会：人际互动被机器荧幕取代，以国台客英语的录音广播预防乘客错过通勤或倦归的地点。各式安全广告在站区与车厢广告刊播，所有讯息反覆暗示，安全的命运掌握在每个人手里且互为因果。但繁杂讯息里无一则能够阻却悲剧发生。

捷运启程，以约两分钟的班距在每一站停顿、开门、关门。从郑捷上车至他起身移动至第6车厢右方屏风之前，门曾7次开启，藉由轨道，捷运链结城市所有转折、地点与四面八方的生命。但这四面八方的生命仍是各个孤立的单点。4点23分49秒，郑捷开始翻动、查看背包内的凶器，无人注意到这位身着红衣的透明人。4点24分10秒，郑捷往第5车厢后段移动，于4点24分17秒时抽出钛钢刀，开始了日后被媒体形容为“屠杀”的行动。

在这短暂的1分36秒中，一共有26人遭刺，张正翰是这场杀戮中死亡的第二人。一直到另位乘客潘碧珠受伤倒地，才有一名乘客持伞与郑捷对峙直至车厢门开……。

“以前正翰回家，我们一定全家一起开饭。吃完饭，他会和弟弟打闹，有时连锅盖都拿起来玩。但这样的场景再不复见，有时候我会恍惚地问：‘弟弟，我们家是不是都没人了？’”

张素密回忆，整起事件从发生的当下至事后处理，被害者家属都非常孤独。唯一与她接触的，是某一佛教团体。“它们组织的负责人来看我，却对我说：‘这件事是因果。’正翰从不去害人，因果是什么意思？这句话让我更痛⋯⋯”张素密回想，从头到尾，只有犯保协会对他们伸出援手，“犯保协会的理事长担心我们迷路，总是来接我们，后来也陪伴我们走司法程序、找律师等等。”但犯保协会的支撑无法完全涵盖一个家庭失去至亲的巨大创伤，6月6日，张正翰葬礼结束，同事告知张素密她的休假已全部用罄，必须“回到生活常轨”。张正翰死后张素密所历经的一切冲击，此刻全部汇聚并反映至生理行为——她发现自己无法面对“人”：“我一看到人就流泪。而且光看到‘正’、‘翰’其中一个字，就会崩溃。”

在同事体谅下，张素密多半时间都躲在自己的小办公间。她戴了整整半年口罩，才慢慢能与人说话。然而每天下班时间仍是她与张振源最痛的时刻。“我们不敢下班、不敢回家，脚步总是沉重。”张正翰的死像一滩黑墨，浸染张家的日常分秒。“以前正翰回家，我们一定全家一起开饭。吃完饭，他会和弟弟打闹，有时连锅盖都拿起来玩。但这样的场景再不复见，有时候我会恍惚地问：‘弟弟，我们家是不是都没人了？’”

骤失爱子，让张素密夫妻担心二儿子也突遭变故，二儿子考量张素密夫妇的心情，辞去台中的工作回到嘉义陪伴身侧，却就此待业至今。“想来是我们父母自私，弟弟可能心里也会怪我们，但我们当时真的很怕再失去他……”恐惧改变了张素密一家的运命，负伤的张家三人，迄今仍难以讨论张正翰的死。一家三口心里藏有“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的疑问，但疑团无人解密，平抚成为永恒的悬念。

“我们只能各自用各自的方式想他。爸爸会看着他的照片流眼泪，弟弟总是站在他照片前面发呆。”而张素密则是在大理石阶延伸上的二楼小厅沙发上睡了超过整整一年。如今虽会回房就寝，每天清晨不到5点，张素密依旧自动醒来，下楼坐在沙发。

赤色沙发正对一座木柜。木柜是张正翰死后张素密整理出来的“树洞”。里头藏着张正翰从小到大的照片。相片里的张正翰有时壮硕、有时削瘦，不变的是微鬈黑发、灿烂的笑，以及就读天使幼稚园毕业照中，那一双黑亮澄澈、沉稳平和的双眼。失眠呆坐的张素密，会对着胶卷留下的张正翰说话。她的倾诉，总是约化成那张幼稚园毕业照片底下的一行文字：“孩子，你是上帝艺术的杰作。”

“再不把他写下来我怕会忘记，”张素密接受访问时，对记者的期待是尽可能地多留下这个世界对张正翰，同时也是自己的，美好记忆。

“我一直知道正翰是好孩子，但不知道他在人心中留下那么深的印记。”张素密悲中带笑地说，张正翰告别式那天，不只远在国外的同学飞回台湾参与，包括幼稚园至研究所的老师、同学都来送他最后一程。“所有人都非常舍不得，说正翰总为他人伸出援手，把阳光留给别人。”

永远到不了的录取通知

1986年，张素密29岁，刚和张振源结婚，背负庞大房贷，日后，又遇张振源家道中落，经济发生变故，日子清苦。发现怀上张正翰时，张素密形容，“真的吓到，可以说是以一种恐惧的心态怀了这小孩。”1988年4月7日，张正翰出生。尽管家中经济左支右绌，张素密与张振源对这个并非在期待中降生的生命，依旧慎重以对。

白天张素密去上班前，会将张正翰托给母亲照料，下班后，再带回家亲自看顾。张正翰不黏外婆，白天会自己玩耍，但一遇上张素密，瞬间会变成一块橡皮糖，而两人的亲密，不随张正翰的成长淡化。

“我希望孩子可以跟我分享一切好、坏，可以对我说出他的挫折感。人际关系像本书，有很多层面，或许我在工作上也会碰到跟他同样的困境，因此当他有困难，我会希望他说出来让我听，或许能够给点建议。最重要的是，只要孩子愿意跟父母讲话，这个孩子基本上就没有问题。”

知道自己不可能是孩子一辈子的靠山，张素密教导张正翰对待朋友应一如对待家人。“我们家庭单薄，因此朋友十分重要。我总是跟正翰说，在社会走跳（台语，指出外谋生、闯荡），朋友力量比家人大，不止就业，朋友会让人生过程更加精彩。”张素密从不干涉张正翰与朋友的来往，更交代他对人不可有高低之分：“我们希望他自己判断，也许某人学业不好，但人要用品行认定。”

遇劫当天，学业一帆风顺的张正翰刚结束面试。往常北上，张正翰总会去找表姊，但这次表姊出国、面试单位附近的老同学又没空，加上前一晚因协助同学完成论文，直到凌晨两点多才匆匆北上，一早醒来面试，连午餐都没吃，张正翰想，不如早点回投宿处洗澡休息，晚上与朋友聚餐才有精神，这个决定，使张正翰从此没有机会得知，自己将会被面试单位以第一名录取。

“正翰爱撒娇。洗完澡后总会到沙发找我，在我身上磨蹭，喊着‘阿母’、‘阿母’，一直到现在，我还会梦见那一刻。”张素密没想过，张正翰撒娇的身影，会变成新闻媒体无限重播他失血过多、却仍紧握扶竿的挣扎模样。

就读政治大学统计系的张正翰大学毕业后，在服义务役期间，开始思考人生下一步该怎么走。这时张素密曾建议他，商学院的大学文凭，可能不容易找到好工作，建议张正翰退役后考研究所。但张正翰厌恶被分数评定价值，觉得自己的脑细胞总被台湾的考试与升学制度消耗大半，若到国外深造，家中经济恐怕也无法负担他专心攻读课业，这件事，曾因此成为他们母子间的情感拉锯战——

“想了一年，我家没背景、不有钱、没人脉，可背景和人脉真的是支撑一个大学毕业生直接找工作很重要的工具。尽管硕士满街跑，但很多人说有研究所学历比较容易升官是真的。老爸老妈给我一颗头、两只手，其实很够了……如果我要求要去国外，我家应该一年就垮掉吧？而且，我还想多花时间跟家人相处，陪家人很重要。”

在电子布告栏个人板上描述内心纠结的张正翰，几经思量后，听从母亲建议，考上成功大学企业管理学系。课业繁忙，个性古道热肠、加上参与许多课外活动，张正翰返家的时间不若想像的多。尽管如此，恋家的他，总会想方设法挤出时间回家探望家人。通常，张正翰会赶赴最后一班火车回民雄，到站后有时请父母去接，有时步行10多分钟到家。入门后为避免吵及父亲，张正翰会到三楼沐浴，张素密则会坐在二楼沙发等待张正翰洗完澡。

“正翰爱撒娇。洗完澡后总会到沙发找我，在我身上磨蹭，喊着‘阿母’、‘阿母’，一直到现在，我还会梦见那一刻。”张素密没想过，张正翰撒娇的身影，会变成新闻媒体无限重播他失血过多、却仍紧握扶竿的挣扎模样。在赤色沙发等待的偶尔日常，如今成为张素密维持幸存人生的必要仪式，继而转化成支持她“索讨正义”的动力。

被扭曲的寻解之路

清晨4点醒来、漱洗、驱车半小时往高铁、购买三张嘉义往台北的高铁车票，坐计程车赶赴法院。开庭结束，匆匆用餐、再购买三张台北往嘉义高铁车票、驱车半小时返家。“每次开庭，我们一家三口一天要花上至少上万的费用，这一切只为了在法庭上说几分钟话。”

倾诉，希望获得承接。除要郑捷为其罪行付出相应代价与感到歉疚，张素密更希望的，是从这场悲剧中淬炼出解答：“我一开始就问过，为何不能剖析、检视郑捷的家庭？我相信没有一个父母愿意教出这样的孩子。但谁可以去探讨他的家庭背景跟教育，好避免这些事情再发生？都没有。不能说以他的生命来赔这几个人，这只是更加深我的痛……”

出生、生长于农村的张素密，隐约感觉郑捷犯下的滔天大罪，和社会变迁与家庭型态有关：“农业社会比较单纯，让家庭吃饱、不受冻，就可以和乐。工业社会跟农业社会不一样，所以农村社会的亲情或许和工商社会不一样。工商社会是资本主义，现在社会各方面危机都存在，正翰发生这件事，更凸显周遭有很多危险因素无法掌握。”尽管如此，她依然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做好自己、也好好教育孩子，别人却不行，而出现了加害者？”

张素密心之所系，也是郑捷的辩护律师与部分民间团体所企求的。但双方寻求、想像能解答的路径不同，加上刑事诉讼案所牵涉的复杂司法程序，与被害者对司法的理解有所落差，最终，让寻解之路被扭曲成一场司法场域的竞技，郑捷的三位辩护律师，迄今在张素密心中仍是“魔鬼代言人”的化身。

在台湾，“魔鬼代言人”被等同于是替魔鬼或坏人发言的人。实际上，这个词的原意，是指立于多数意见对立面而提出看法，以求刺激群体思考的言说者。尽管身为律师清楚知道词汇真正精神，但律师梁家赢初始对于是否要接下这宗辩护案依旧相当迟疑。除考量自己已有一段时间没有担任辩护工作，主要是“郑捷本身在侦查中明白表示要放弃许多法律上的权利，包括不希望律师替他辩护。面对一心求死的被告该怎样替他辩护？”梁家赢表示，郑捷完全不否认自己的罪行，“而且社会大众、媒体对于本案的关注，给律师的压力也很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不介入，是再政治正确不过的选择。但最后梁家赢与律师黄致豪、林俊宏还是决定投入辩护，因为“一个国家的刑事诉讼法，理论上，不该因为每个人的高矮胖瘦、性别倾向、贫富差距而有差别，同样的，罪行是否重大，也无碍于司法机关必须恪守该有的程序。”

黄致豪指出，死刑与其他刑种最大差异，在于死刑具有不可回复性，因此，涉及死刑的判决、执行，其程序往往有更严格的要求。但这样的法理观念，在台湾司法界面对备受舆论压力关注的重大刑案时，却经常不适用。而忽略正当程序的结果，即是冤狱的生成。尽管郑捷犯罪事实明确，不可能是冤狱，但这依然不是司法机关“不需遵守正当程序”的理由。

郑捷犯案后，除第一次警询完毕，有法律扶助律师曾短暂到场以外，整个侦查程序中不论警询程序、检察官讯问程序、羁押讯问程序，甚至是搜索、扣押程序，精神鉴定程序等，过程全无律师从旁协助。此外，侦查程序未经书面许可即使用药物辅助会谈，也都成为司法程序的瑕疵，并因而成为审判过程中的争点，阻碍被害者家属早日透过司法让加害者得到应有罪责的原因。

黄致豪曾于一审时自陈：“我可以理解被害人的伤痛跟恐惧，虽我不能体会，也不敢想像我家人在车上。”张素密迄今想起这段话，仍痛骂黄致豪“既然他都有小孩、也不敢想像，为何还替郑捷辩护！”但黄致豪说，正是“不敢想像的恐惧”，让三位律师毫不迟疑地成为“魔鬼代言人”。林俊宏直言：“法官只想速审速决。这让很多辩护人所需的声请都不被允许。包括想要了解被告与犯罪成因，以及将来如何预防等。法官认为这些不重要，但如果不了解成因，根本就没办法预防。除审判中单纯的案件判决外，司法必须要去了解这些事怎么发生。”

“一般人看待罪犯，几乎没有第二种角度，仿佛这人脸上就写着‘罪犯’两个字，而无需去理解他曾遭遇过什么。但若去看每个罪犯的生命遭遇，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把握自己处在罪犯的生命处遇下，依旧不会做出同样的事？”

尽管如此，处在莫大悲伤中的张素密，仍认为黄致豪等律师的行为造成她的二次伤害：“我最无法接受的，是郑捷的辩护律师不断质疑郑捷到底可不可以教化，还希望重做精神鉴定。废死联盟也在帮助郑捷，这让我感觉法律好像都在保障坏人。杀人的恶魔不该死，我的孩子就该死……”

黄致豪为郑捷辩护的原意，是否真如张素密所感受的那样残忍？“我跟郑捷说过，他这个案子百分百是死刑，辩护人注定要输。我们想接下的原因，为的不是官司的输赢，而是追求别的价值。”黄致豪想要追求的价值是什么？不是为了保护罪犯，也不是认为罪犯不需受惩罚，而是因为犯罪成因相当复杂，除了个人性格，也含括社会因素，甚至可能受到疾病影响，“我总认为，死刑，是一种对于自己不会堕落至那一端的歧视。”

他以自己在高院承办的一宗刑事案件为例：被告在女儿面前刺老婆三刀。妻子已肚破肠流，被告竟还拿硫酸泼她，幸亏妻子最后大难不死。一般人看见这样的案件描述，多会认为这名被告罪无可逭。但这名被告过去15年来遭重郁症之苦，导致他和家人无法好好相处、工作也被开除、每个月拿回家的家用不够，太太最后对他提告。而审判法官以这名被告有精神病为由，限制他和女儿见面的权利。

“一般人看待罪犯，几乎没有第二种角度，仿佛这人脸上就写着‘罪犯’两个字，而无需去理解他曾遭遇过什么。但若去看每个罪犯的生命遭遇，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把握自己处在罪犯的生命处遇下，依旧不会做出同样的事？”

死刑之外的追求

在目前仍有死刑存在的台湾，担任出身于中产阶级、看似无太大人生挫折，却犯下滔天大罪的随机杀人犯的辩护律师，黄致豪清楚知道会冒犯被害者。“但不同于过往随机杀人犯多处于社会底层或有思觉失调的情况，郑捷这样的案例，会不会其实凸显出台湾中产阶级家庭的问题？”

曾审理台南汤姆熊杀人案的台南地方法院法官陈钦贤表示，张素密的痛与质疑，确实是司法实务上经常遇到的冲突。对法官而言，“极端凶残杀人案件”量刑中最重要的，是了解被告的生命史。“台湾常常强调我们是‘行为刑法’，而不是‘行为人刑法’，造成审判实务上常只把重心放在行为的调查，而忽略了行为人作出行为的成因。但这会有问题，因为人的行为跟人无法切割。”

按理来说，法官是在考虑完犯罪者的行为跟生命轨迹后，才会进而去确认被告有无教化可能、是否要判处死刑。然而，司法实务上几乎很少有法官愿意关注被告的生命轨迹；即便有法官要求厘清，所获得的资讯也非常单薄。这样的审判方式，变相使得涉及死刑的重大刑事争点，集中在教化可能性上。陈钦贤指出，目前教化可能性几乎成为最高法院生死判的标准。但现阶段台湾根本缺乏对教化可能性的明确评估流程，在任何学科也难以找到理论依据与操作定义，“因此我一直认为教化可能性很像是作文比赛。”

黄致豪进一步补充，他自己对“教化可能性”其实充满质疑。“当一个法律名词缺乏具体外延，就会缺乏可预测性，而使人难以遵守其内涵。”黄致豪指出，因社会对死刑存废仍有争辩，有些法官会以“具教化可能性”而不判被告死刑，“但对我来说，那也是饮鸩止渴，像是糊一道墙，被害者家属只会看到这人被判死，或不判死，却无法藉由‘教化可能性’这名词去理解执行背后的理由。换言之，因为教化可能性没有判断标准，反而会在审判过程中造成更大的误解跟伤害，使被害者跟加害者之间没有修复的可能。”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院长杨添围曾在一场关于精神鉴定的演讲中指出，法官很爱问精神医师死刑犯可否教化？“但这太抬举精神科医师。因为没有精神科医师教化过死刑犯。而且，精神科医师也无法完全了解人所罹患的疾病的影响。”当时杨添围曾以郑捷为例，“一个23岁的年轻人，从任何心理测验或学理来看，都不可能证明这人不可教化。”但最后郑捷的死刑判决，正是依循对其人格的完全否定而定谳。

陈钦贤坦诚，他自己对这样剧烈的拉扯与对立是否有解，也没有答案。目前台湾社会相信刑罚跟应报，认为可恶行为人经由剥夺生命，可以让被害者，或被害者家属得到安慰、不再伤痛，“但真的是这样吗？以命偿命，被害者就能够不再悲伤吗？”

法官、检察官按例询问沈胜昂“郑捷可否教化”。沈胜昂并未给予任何一方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答案……但这答案法院并不满意，法官一再追问，沈胜昂最后如此答覆：“我不相信不可能。这是选择问题，而非是非问题。”

2015年2月3日，郑捷在新北地方法院一审开庭。这场审判传唤中央警察大学犯罪防治学系教授沈胜昂，请他说明对郑捷进行精神鉴定的结果。沈胜昂是心理治疗专业，过去擅长领域是性侵案，近5年才开始担任司法精神鉴定人，约有6至7件相关鉴定经验。

当天，法官、检察官按例询问沈胜昂“郑捷可否教化”。沈胜昂并未给予任何一方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答案，而是：“教化需要很多因素。郑捷个人必须要有动机、要有意愿知道自己的问题，要想改变。除了他自己以外，治疗者是否够包容、给予足够信任与真诚接纳、时间乃至于周遭的支持系统等等，都会决定被告是否可再教化。”但这答案法院并不满意，法官一再追问，沈胜昂最后如此答覆：“我不相信不可能。这是选择问题，而非是非问题。”

而法院最后决定选择不相信郑捷有任何可能的理由，源于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官陈伯均于“郑捷随机杀人案起诉书”中这样的形象：

“郑捷具有不在乎社会规范、以自我为中心的反社会、自恋之人格特质，同时，也欠缺对他人遭遇的同理心。起诉书也记载，郑捷曾因导师严厉管教，使其自恋特质遭受伤害，而有了想刺杀老师的念头。而因郑捷国中时期喜欢的同校学妹并没有与他交往的意愿，让他更放心地执行杀人计划。

检察官认为，郑捷在高中写下的杀人誓言的网志，使他在同侪团体中得到注意，在郑捷‘自恋、不成熟及标新立异之人格特质作用下，郑捷将其杀人誓言做为其个人标记之倾向。’检察官主张，郑捷认为自己如果没有杀人誓言，就无法获得他人注意。而随着其网志活动以及跟同侪互动中，杀人誓言进一步获得强化，最终在遭遇退学后实践杀人誓言。”

当检察官陈述这些看法时，当天身着灰色上衣、蓝色运动裤，头发微鬈，戴口罩与粗框眼镜的郑捷，一语不发，但身体会轻轻摇晃，或眨眼。在法官检视证据资料与质问他的犯案过程，郑捷更加沉默，且与被害者家属毫无眼神交集。这样的非语言行为，被媒体定调为“不屑”、“冷血”、“没有悔意”。

不同样貌的郑捷

有别于媒体对郑捷的形容，沈胜昂的看法却是：“郑捷并非对事物无感，相反的，他是‘敏感、丰富而脆弱’的人。”沈胜昂的判断，和郑捷的同学陈书伟（化名）所述十分接近。陈书伟说，郑捷对许多事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不太会口头表达，在校也不和师长冲突，顶多开些小玩笑表示叛逆，“基本上，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很认真的人，在家里，也是很想当乖小孩的人。”陈书伟指出，郑捷十分在意家人意见，和朋友相约若可能迟归或需在外过夜，而父母不同意，郑捷甚至会二话不说地回家。

在国中同学王晓茵（化名）的记忆中，郑捷则是女孩子私底下会偷偷喜欢的高帅男生，而且十分搞笑。“有时候，他模拟考会故意乱写。比方作文题目是〈十年后的我〉，他就写外星人入侵地球。他不在意分数，把搞笑文章给大家传阅。”

不论在哪个求学阶段，认识郑捷的人们都大致同意，郑捷是相当喜欢书写，且具一定文采的男孩。郑捷转至东海大学就读后，一位负责陪伴新鲜人的环工系学长黄胜维（化名）回忆，“有一次期中考，刚好我生日，他就在脸书上打一篇词祝贺我。我看了后觉得很感动，因为他平常话不多。二来觉得有趣、写得很好。除了中文系，很少看到这么会写东西的人。”

北捷随机杀人案发后，媒体起底郑捷曾写下的网志文章，摘录的尽是与杀戮相关的文字，但若详阅其他篇幅，可发现多半文字呈现的内容，其实是对世界的疏离、孤寂与虚无感。“虚无是我们曾经交换过的世界观。”陈书伟说，郑捷和他一样，一直觉得自己不擅长说话，尽管外界看来会认为他们社会适应还算良好，“但无论如何，总有无法融入周遭的感觉。有时候我觉得，他的杀人誓言，是对这世界的一种敌意。”

郑捷的网志里，有许多许多诗，其中一首，大凡是所有台湾青少年都历经的景况：

郑捷这一代已经历经教改，但课业压力与社会竞争依旧如影随形。陈书伟说，大人虽不会恐吓或威胁，“但都会不经意流露出‘你要好好念书’的态度。”而这样的观念，在郑捷曾就读、被定义为“好学校”的弘道国中，更是根深蒂固。

“班导师是所谓的‘名师’，曾带过的班级成绩都很好，唯有我们那一班成绩不如过去几届，所以老师对我们这一班气急败坏，觉得使他颜面尽失，因此考不好，就会体罚，比方罚蹲，还有捏大家耳朵。错一题就拧一下。”王晓茵指出，班导师偏重课业的带班方式，让国中同学的感情十分疏离，“毕业后我只参加过一次同学会，也几乎没和任何人联络。我回想那场同学会时，甚至记不清楚谁有参加。”而王晓茵的状态，几乎是班上多数人的共同状态。

陈书伟说，郑捷不曾在高中提过杀人誓言。“他常说高中很快乐，也很喜欢高中老师，一直到大学时，他才又重提杀人誓言。”郑捷部分高中同学，甚至是到大学才听闻杀人誓言的存在，但得知后高中同学仍待他如常人。

从高中到大学，郑捷发生了什么变化？

“相较其他科目，郑捷比较擅长化学，加上觉得国防大学理工学院动力及系统工程学系兵器组的名字很酷，可能与化学相关，在没有研究科系课程核心就报考，结果那个系比较重物理。”陈书伟说，课业负担加上国防大学学长、学弟制严重，让郑捷不堪负荷，“他跟我说他后期有很多压力，必须撑到自己变学长才可能轻松一点。”

而原本还会使用社交媒体，比方即时通、MSN的郑捷，在进去军校两个月后，发现大家都在用脸书，“他说感觉自己像是一夕之间失去所有朋友。”王晓茵说。

检察官所不知道的是，郑捷曾想过放弃杀人誓言。但为什么后来选择执行？郑捷未曾有过让人理解的说明，“但我知道，他觉得这世界需要太多妥协，以及他相信‘人死后会去的地方是你相信的地方。’”陈书伟说，从审判到郑捷伏法，所有人都认为郑捷不知反省。“可是实际上他说他后悔杀人，只是不后悔完成誓言。”

“大家可能不相信，但我甚至觉得他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善良的人。”王晓茵说，因和郑捷很久没见面，所以谈话零碎，“就是问他缺不缺钱，需要替他带什么等等。聊到时间到，我说，‘我下次会再来。’郑捷却问我‘为什么？’我不懂，就回问他‘什么意思？’他说：‘我不相信你会再来。’”这样的对话，在王晓茵跟郑捷间来回三、四次，“我当下才意识到，有没有可能在他决定犯案的最后这些日子，没有谁真诚地对他好？”

郑捷伏法，张素密没有平静，亦无释然，时至今日，她仍经常泪如雨下：“他死了，我还是痛。而正翰好像被魔神仔掠去，就没了。”

上述郑捷友人的描述，具非检方在调查过程想看见的郑捷面貌。而检方在调查、侦讯中所问的问题，还曾让被传唤的郑捷友人摸不着头绪。比方：“那天下雨，所以有白蚁，郑捷说他踩死了4只。这跟他杀死4人有关吗？”检察官的问题，显现出对郑捷“犯案动机”的掌握不够明确，且有穿凿附会的疑虑。而日后郑捷被求处死刑时，法院这样主张：

“合议庭审酌被告郑捷之人格具有不在乎社会规范之特质，不断反覆发生杀人之意象或念头，并将杀人誓言作为其个人之标记，作案前在其杀人计划遭朋友举发、教官调查及学业成绩即将揭露之多重压力下，决意实现其早已立下之杀人誓言，欲达到短时期大量杀人之目的，选择就读可以锻炼身体以利杀人计划之国防大学。并选定密闭式大众捷运车厢及行车时间较长之龙山寺站到江子翠站间犯案。”

但陈书伟对郑捷选择国防大学就读的理解，与法院大相迳庭：“他去念国防大学，是希望稳定。他认为现在工作不好找，所以会比较保守，觉得出去工作不见得比较好。国防大学毕业就是当军官，至少有很长时间稳定，他不想跟家里拿钱。结果退学家里要还那笔钱，他觉得很对不起家里。”

郑捷是否真的不在乎社会规范？是否不断反覆发生杀人之意象或念头？若郑捷的目的是为大量杀人，为什么选择捷运，而不是班距更长的火车，或是他北上时的国光号？这些疑问，随着郑捷伏法，对社会来说似乎再无凝视与追究的必要。

舆论声消，郑捷案带出的社会涟漪却并未停止扩散——

张素密曾说：“我希望郑捷死，是因为诉讼一直走，我一看到他，就一整周情绪无法平复。而我一直等待郑捷父母出面。不是要责怪他们，而是希望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这样以后才可能预防。”但同样失去一个儿子，并承受社会骂名的郑捷父母，是否有能力回应张素密的等待？

而第一次访问张素密，本预计和她在善导寺捷运站口会合后于隐密空间访谈。讯息传出不久，张素密却急忙来电，说“我不敢靠近捷运”——尽管见面前9天的晚夜8点47分，郑捷已于台北看守所内，以三声枪响的永久沉默，回应社会多数人对正义的想像。郑捷伏法，张素密没有平静，亦无释然，时至今日，她仍经常泪如雨下：“他死了，我还是痛。而正翰好像被魔神仔掠去（台语，指被幽灵鬼怪捉走），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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