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锐绍:人治开除局长 日后更难管治

近年香港官场出现一种对公务员文化、运作架构、执行过程,以至思维模式的不满情绪,多来自决策阶层。
刘锐绍:政府与建制派之间的合作从“理念凝聚”急剧变成“利益凝聚”。图为民政事务局前局长曾德成。
香港

民政事务局长曾德成、公务员事务局长邓国威被免职,引发梁振英政府的地震风波。谁引发这场地震?为什么要引发这场地震?地震之后的效果如何?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讨论上述问题之前,先要了解一点:目前坊间出现不利于两位前局长的消息,例如“工作表现不佳”、“不配合特首工作”等风从哪里来?圈中人明白,多来自靠近政府的消息来源。明乎此,较易作出准确的判断。

上述消息称,是梁振英主动向北京建议换人的;而且只在很短的时间内通知两位局长,连曾德成的哥哥曾钰成也感到诧异。果真如此,那就说明是梁振英引发这场地震的。容或他有他的“理由”(与其说“理由”,倒不如说“需要”),但这些理由是否合理,则是另一回事。

其实,圈中人都感到,近年来香港官场出现一种对公务员文化、运作架构、执行过程,以至思维模式的不满情绪,而这种情绪多来自决策阶层。他们认为公务员“拘泥于死板的制度”,“过于程序化”,不够灵活,甚至以制度抗拒决策官员的指令。这种情绪在董建华和曾荫权年代并不明显(因为董建华性情较温和,曾荫权则是公务员出身),但近年来这种情绪却不断膨胀。

从公务员的角度看,按程序办事可以减少人治作风,适当的程序可以减少出错的机会,是香港行之有效的机制;此外,当上级的决策违反公众利益时,负责执行的公务员有责任反映实况。这就跟偏向人治的决策模式不咬弦了。

形成上述矛盾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政治文化,但怎样解决、磨合,才是关键。可惜,公众看到的是,梁振英偏向强势领导,导致反弹更大。

与公务员建制派距离扩大

另一个近年凸显的现象是,政府与建制派之间的合作从“理念凝聚”急剧变成“利益凝聚”。梁振英任人唯亲的倾向,已跟建制派内的不同群体产生愈来愈多的矛盾,加上他的“自我中心”,令情况更糟。建制派(即使以传统左派为基础的核心建制派)愈来愈感到,政府“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必要时更找中联办帮助,令建制派更难服气。

两位局长离去后,可以预期:一,政府的人治化管治将会加剧;二,政府内部的矛盾将会扩大,梁振英在余下的任期内将更难管治,因为其行动已令他与公务员体系与建制派之间的距离扩大。也许,梁振英以为这样可以达到强势管治的效果,力推“新政”,但他不是王安石;王安石“新政”败在推行过急,但其意诚身正,历史自有评价。梁振英的评价将会如何?走着瞧吧。

目前可见,他的言行(包括引发这场地震)均以“连任”为目标。但能否如愿?建制派会否支持?北京会否只听一面之词?还看明天。

(刘锐绍,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曾任《文汇报》职驻北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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