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除了增加极端天灾的破坏力，亦影响粮食稳定，并长远刺激资源冲突或大规模迁徙， 有可能引发人道危机。弱势小国要如何应对自处？再没有很多人质疑气候危机是这一代人必得共同承担的历史使命，但解决之道是甚么、以谁的利益为依归，却众说纷纭、难辨对错。
《巴黎协议》中所谓限制全球升温“在2100年不超于摄氏2度”的目标，究竟有多少科学上的现实意义？是技术创新与政治意志能够追赶实现的发展轨迹，是属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德感召，抑或仅仅一场假大空的集体幻觉？同一个问题，在马拉喀什气候大会会场内外，可能有诸种答案。
《巴黎协议》虽跳脱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有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之原则所造成的历年僵局，强调互惠双赢的合作愿景与经济机遇，不再以1992年的标准去划分发达国与发展中国家与减排责任的差别；但对首当其冲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弱势穷国而言，这套漂亮的修辞可能只是不得不为之。
例如，经过穷国多年的游说与争取，《巴黎协议》新增了一项针对穷国适应气候变化的条文，同时肯定了海洋岛国面临沉没的特殊处境。但是，这些脆弱小国争取多年的额外赔偿与保险机制(“loss & damage”)，并未得到其余缔约国的支持。发达国一再表明，他们不愿承担赔偿形式的债务责任。
“发达国家不愿接受白纸黑字的‘债务’承担，因为风险的转移与担保意味著以历史排放量区分国家减排责任的多寡，他们不想要。”
“发达国家不愿接受白纸黑字的‘债务’承担，因为风险的转移与担保意味著以历史排放量区分国家减排责任的多寡，他们不想要。”孟加拉学者、“气候行动网络”南亚区域项目（Climate Action Network – South Asia, CANSA）主席拉赫曼博士（Dr. Atiq Rahman）这样跟端传媒记者解释。
近年，孟加拉被公认为全球应对气候危机最脆弱的国家，有研究估计在2050年前，孟加拉国内将有近二千万人因为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升温与环境恶化的问题而被迫迁徙。因此，孟加拉是其中一个最积极在气候大会争取落实赔偿与保险机制的国家。
“有区别的责任”不合时宜？
“跨政府气候变化专责委员会”（IPCC）在2011年发布的科学调查确认，单从气候变化相关的极端气候现象造成的死亡率与经济损失而言，发展中国家明显首当其冲受影响，其中又以渔农业面对的风险最为关键。“慕尼黑再保险公司”（Munich Re）去年的研究更指出，这类受气候变化而刺激的灾害对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影响约为13%，但在发达国家则仅有2％；而发展中国家人口中，仅有2%获得任何形式的气候风险保障。
拉赫曼博士重申了不少发展中国家抱持的立场；“现时气候大会提及的融资机制与技术协作都过份侧重于气候应对的‘缓减’（mitigation）层面，而非‘调适’（adaptation），目前后者远远不够。”
北太平洋岛国马绍尔群岛（Marshall Islands）女总统希尔达·海妮（Hilda Heine）博士则表示，她的国人当下最需要的，是投资与研发在农业的调适技术：马绍尔群岛目前已有逾九成国土仅高于水位五米，水位上升令土壤出现侵蚀、地下水源遭污染，不但无法进行传统耕作，更造成公共卫生隐忧。没有赔偿与保险机制，她的国民命运悬于一线。
缓减气候影响的行动，一般是指减低现存排放量的技术应用，如扩大洁净能源发电比例、提高现有能源效益标准等等，这些计划落实的指标、成效与投资回报较容易量化、管理与评估，所以较易得到著重短期成效的发达国家与融资机构的青睐。
相对来说，用于协助国家调适气候影响的大多是一些针对特定行业或政策领域的全面性措施，由于前期投资成本和风险变数较高，成效与投资回报亦不易在短时间内便捷评估，因此倾向难吸引私人融资。
相对来说，用于协助国家调适气候影响的大多是一些针对特定行业或政策领域的全面性措施，例如农业与水资源管理、树林保育、城市基建更新等跨领域的项目，由于前期投资成本和风险变数较高，成效与投资回报亦不易在短时间内便捷评估，因此倾向难吸引私人融资。
南太平洋岛国图瓦鲁（Tuvalu）首相索本嘉（Enele Sopoaga）亦对记者表示，现时气候大会得出的融资选择尚欠清晰，认为应有长远用于协助国家落实调适计划的特定融资机制，以免出现有发达国家将既有的援助贷款额重复计算，巧纳名目将之当作气候拨款的一部份。
大概因为现行融资机制侧重于缓减行动，新兴能源技术的发展、其广泛应用与转移的可能，成为了富国与穷国立场的最大公约数。至少对双方来说，这些是可见、可被量化、可被庆祝称颂的功绩：一个国家的全国再生能源供电容量的增加比率，要比解释一个偏远村庄如何改良某块农地的管理技术与抗逆力（resilience）容易得多。
但即便是这些新兴能源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一样面对不少在地的争议。
融资追求回报 调适计划滞后
首先，所谓再生能源技术定义笼统，不同技术在穷国的接受程度不一。例如在过去，不少中大型的水力发电项目，在发展中国家一直被批为大兴土木、破坏生态的大白象工程：截流蓄水影响生物多样性与下游社群的经济活动，工程选址亦经常涉及原住民地权与迫迁问题；加上所涉投资额庞大，易惹贪腐之嫌，也令人质疑大型水坝建设其实不符经济效益。近年，世界银行就曾经因为多次拨款支持在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兴建大型水坝，而屡遭环团及原住民组织批评。
世界银行的气候项目资深主管罗姆（John Roome）向端传媒记者坦言，水坝项目发展过去的确有失败例子，有部份项目出现工程超支延误、又没有事先做好减低环境与社会影响的措施，因此引起民情反弹。
但他解释，“只要项目落实得宜，水坝项目，即使是大型工程，一样可以实现低成本、低排放，而且对国家的能源供应组合的灵活性带来好处。好坏与否，很多时在于个别工程的结构与施工安排。最近越南的水坝项目就是正面例子。我们在审批这类贷款与融资项目时，都会认真审视工程的净排放量，确保当地政府有在受影响社区进行咨询、补偿与安置，并将环境与社会影响减至最低。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确保水坝项目不是假洁净能源之名（‘clean energy in disguise’）。”
另一个例子是生质燃料（biofuel）的发展。不少农民及环团认为，大规模圈地种植农作物作燃料是违背粮食保障的发展目标，其能源产出效益亦不高。但近年，生质燃料产业有重大的技术突破，第二及第三代的生质燃料研究开始转向以种植海藻取代传统农作物作燃料或提高生质能源的效益，这对发展中国国家来说是正面讯息，亦令外界明白技术发展确有“经验曲线”（learning curve）、会自我改良去适应市场竞争。
这个“自我改良”一说，也常见于支持扩建核能的论点。目前，全球低碳能源发电只占总发电量三成，不少论者认为与其等待新一代再生能源的广泛应用，不如扩大各国已有应用往绩的核电。“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核能部门下的规划与经济研究小组主管希罗普（David Earl Shropshire）对端传媒记者表示，“尽管再生能源变得越来越廉宜，很多国家还是需要‘基本负载’（base-load）的供电方式去保障能源组合的多元性，以弥补太阳能及风能发电的断续性（intermittence）。同为低排放的洁净能源，两者并行不悖，不构成直接竞争。”
数据亦的确证实，截至2014年，全球共有400多座核电厂仍然运作，遍布约30个国家，占全球发电量逾一成，同时有超过70个核反应堆正在施工。可见，废核呼声远非主流，而自2001年起被学界称为“核能复兴”（Nuclear Renaissance）的发展趋势，亦未有受福岛核灾影响。
“应该说，从福岛事故我们得到了很多重要的检讨，促使我们引入新的安全与应变措施。现时很多国家都开始淘汰第一代的旧式核电厂，引入更高安全系数与应变系统的核电设施，例如在极端状态中能自动冷却关闭、不涉人手操作的‘被动安全系统’。”
此外，亦有支持扩核的论点认为分散式的小型模组化反应堆（Small Modular Reactors, SMRs）能大大减低投资风险与长远建造成本，亦较适切发展中国家的电网负荷与发展需要；加上不须大量集中贮存放射性原料，分散事故风险，比大型核电站优胜。
洁净能源非一劳永逸出路
被问及核武隐忧，希罗普则解释：“我不同意所谓核技术扩散就会促使部份国家掌握核武的说法。我们没有理由如此相信：核能与核武涉及的技术是很不同的，而且要发展核武一则不必要先拥有核电技术，二则是核武技术相当敏感，很难秘密进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立正正是为了防范这个情况的出现，我们有常规的监察与调查员，亦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的法律框架管豁核能活动及核原料出口。”
另一边厢，“碳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技术亦被视为是暂缓全球暖化的方案之一。现时，全球共有15座已运作中的大型碳封存设施，主要集中在北美与中国。国际能源总署（IEA）曾经估计，碳封存技术在2050年时可促进全球碳排减量19%； 而“国际碳封存研究所”（Global CCS Institute）则分析，如果碳封存技术未能广泛推行，长远的缓减成本将会高逾双倍。
气候经济学权威、斯顿恩爵士（Lord Nicholas Stern）为此公开支持，认为要达致“限升温摄氏2度”的目标，碳封存技术与碳价格机制必须双管齐下，逐步推动市场淘汰高污染的能源产业。
但这些支持论调往往避谈一个重要问题──核能与碳封存技术，同样需要将污染物储存于地底。现时，大部份国家会先处理高放射性废料（如将之玻璃固化），再储存于地底的储存库，只有少数例外如法国会将废料再处理，回收有用的原料再燃烧。而碳封存技术则需要因应特定的地质条件选址，以防止这些温室气体自地底泄漏。
不少论者认为，把这个风险留给后世处理是不恰当的：既然气候变化涉及“代际公义”（intergenerational equity）原则，用一个影响下一代的方法去解决一场影响下一代的危机，伦理上似有自相矛盾。
深埋地底的做法一来令人质疑是否可持续，甚或长远埋下计时炸弹，事故后果难以预料；其次，不少论者认为，把这个风险留给后世处理是不恰当的：既然气候变化涉及“代际公义”（intergenerational equity）原则，用一个影响下一代的方法去解决一场影响下一代的危机，伦理上似有自相矛盾。可以想像，要新式核能与碳封存技术及时、适切又顺利地在发展中国家应用，不会是容易之事。
而“技术创新”，有时是一个被过份高举的流行语。仿佛科技的进步，是解救世人的终极答案，而只有少数科研与商业菁英掌握于了然。仿佛顿于困境的世人，都是在等待救赎的无助一群；令人忘却社会变革的驱动力，往往首先来自那些在穷乡野地顽抗推土机的农民与原住民、或是在危城败壁处自救求变的小国岛民。
海岛国家的困顿与坚韧
再堂皇尖端的低碳技术，也不能提供一蹴而就的出路。而且在现实而言，这类需要大规模投资与政策辅助的新技术，也许亦比不上植根在地处境的实际计划，更能去适切脆弱社群的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
在现实而言，这类需要大规模投资与政策辅助的新技术，也许亦比不上植根在地处境的实际计划，更能去适切脆弱社群的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
菲律宾新任的环境与自然资源部长洛佩斯（Gina Lopez）举例说，“我们有地球上数一数二生物多样性最丰饶的海洋……而在这其中，红树林的角色非常重要。我们的研究更发现，在强刮海燕吹袭菲律宾中部时，红树林能保护沿岸社群，将社区受到的破坏减少近80%。保育红树林能减低风灾破坏，又能维持渔业资源的持续性，对经济、扶贫、气候应对都大有好处。”
今年的气候大会，未有认真触及“气候难民”的问题。此前，马绍尔人已不是第一次面对被迫迁徙、文化存续的危机。在1946年到1958年间，美国曾在马绍尔群岛的比坚尼环礁（Bikini Atoll）进行了超过60次包括核试在内的爆破测试，《华盛顿邮报》形容这是“被遗忘的原爆点（a ground zero forgotten）”。直至今天，部份受影响岛礁仍然不适合居住，不少岛民对当年的核试犹有余悸，向美国继续争取赔偿与环境修复的呼声不止。现时，美军仍在群岛最大的环礁瓜加林（Kwajalein）进行导弹测试与国防研究。
发达国家有关低碳经济转型或技术创新天的口号，也许给世人多了一点诱因与愿景，但对马绍尔人来说，这绝不是甚么终极答案。
60年过去，马绍尔人如今面对另一场更加严峻、难以回天的存亡之战。发达国家有关低碳经济转型或技术创新天的口号，也许给世人多了一点诱因与愿景，但对马绍尔人来说，这绝不是甚么终极答案。
但他们未有言弃，正如总统海妮在大会上说：“作为脆弱国家，我们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去推动国际关注。我们将会战胜。”海妮是太平洋岛国第一位女总统，她也许代表了海洋岛国拒绝认命、团结求变的历程。
自“小岛屿国家联盟”（AOSIS）于1990年成立以来，这些岛国一直是全球气候倡议与谈判的重要推手，他们的命运，象征了气候变化的道德与公义向度。这些岛国部份政策与民主进程，也可以比部份发达国家更加进步多元。印度洋小国毛里求斯（Mauritius）阿梅娜·古里布（Ameenah Gurib）与海妮一样，同为拥有高学历的民选女总统。古里布是留学英国的得奖女科学家，一直提倡发展非洲本位的科学研究与教育、重审传统知识的价值，去年曾被《外交政策》期刊选为“2015年全球思想家”之一。
如果连家园业将沉没的岛国亦求变不懈，世人大概更找不到悲观或犬儒的理由。我最后向总统海妮问及她如何观望马拉喀什此行的进展。她微笑著说：“我们都走到这一步了，只能继续保持乐观。”
（本文作者得到国际组织“Internews”下的“Earth Journalism Network”支持以报导马拉喀什气候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