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陈自富:从携程到红黄蓝──加强监控,难以根治虐童
思维惯性使得人们在面临虐童事件时,自然地想到将监控继续到底,从法律上对托儿所、幼儿园都建立完备的监控摄像体系,从而试图通过这种古老的规训方式来防止老师和保育人员作恶。
思维惯性使得人们在面临虐童事件时,自然地想到将监控继续到底,从法律上对托儿所、幼儿园都建立完备的监控摄像体系,从而试图通过这种古老的规训方式来防止老师和保育人员作恶。
“对儿童的虐待,不会在发生一次的时候就获得关注,而要过一段时间,到很严重的情况,儿童或周围的人才忍无可忍去举报。”而在最终悲剧到来之前,民间预防和监督的角色就很重要。
北京排除“低端人口”引发争议,90年代的台北,也曾因市府强力清拆“最贫穷聚落”康乐里,而引发激烈抗争。二十年前的老课题,有一部分竟辗转遗留至今,再度考验市府与市民对城市未来的抉择...
早在2014年2月习近平第一次视察北京,提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以来, 由最高长官意志确定了北京市2300万的人口容积上限。自此,清理“多余人口”就成为北京市先后两届政府的首要任务。
面对“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和北京清退“低端人口”的汹涌舆情,曾在新闻一线工作过多年的任贤良,是如何看待互联网信息管控?他又有没有“接住”同学们的提问?
“低端人口”一词不仅早已出现,且在近十年间,大量地引用于政府的公开文件中,16年至今,各区政府针对“低端人口”,开始使用退出、控制、置换、挤压等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