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吴祚来:当自由城邦遭遇末日帝国——六四幸存者眼中的今日香港
城邦的新生代与帝国的新极权遭遇,形成必然性冲突,问题在于,它所激发的,仅仅是一时的悲情?还是像六四一样,产生一场新的历史悲剧?
城邦的新生代与帝国的新极权遭遇,形成必然性冲突,问题在于,它所激发的,仅仅是一时的悲情?还是像六四一样,产生一场新的历史悲剧?
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欧美各国纷纷以经济制裁、抵制中国方式表达对武力镇压的不满。哪个国家以外交折冲与实际金援协助中国突破国际制裁?答案或会令不少人感到意外。
编按:本文系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9年5月31日出版的《最后的秘密—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六四”结论文档》的导言,作者为美国知名学者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黎安友是英文《天安门文件》编者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人权研究所指导委员会主席;前政治学系主任(2003-2006)和东亚研究所主任(1991-1995);黎安友教授是英文《民主期刊》和《当代中国期刊》编委会成员;2013 年在柏林的美国学院曾获柏林奖学金。 本书的全部文件来自1989年“六四”
六四记忆在内地、海外和香港几个不同的地方遭遇不同的本地脉络,自然有不同形貌和际遇,发展出不同的力量。然而六四作为伟大的反抗暴政时刻却是恒久不朽如一。
(编者按:30年前,香港学联代表李兰菊在北京支援八九学运,1989年6月,她见证了清场一幕,以下是她今夜在支联会烛光悼念集会上的发言,经端传媒整合初稿及现场发言刊出。) 作为天安门的幸存者,为六四屠杀做见证,向来是责无旁贷。但雨伞运动之后,我曾经心灰意冷。尤其局势开始发展得太过似六四镇压的前夕。于是,多年来抑压著的伤痛一次过暴发,压跨了我的精神健康,这几年,我也需要医生和药物的帮助。所以当支联会联络我的时候,我是不愿意站出来做见证。直至占中九子罪成,朱耀明牧师的一篇陈情信,我终于明白到,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我要有勇气作正确的决定。能够多走一步,就多走一步! 多年来,我在海外一直参加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的工作。在海外推动中国民主运动,
海外民运30年,他不认为是成功,但也绝不认为是一场失败。海外民运被“修理”这么多年,却始终没有被“屠宰”掉,正显示其韧性之强。“至少我们血还是热的,骨头还是硬的。”
这个昂扬在北京街头的无政府主义瞬间,充满了反抗国家与军队的精神,把56天的民主运动转化为一场对抗警察权的战斗,其意义相当深远,决定了之后整整三十年里中国警察权的膨胀。
30年前的六四终结了冷战,但30年的沧海桑田,世界可能又走往新冷战的当下,仍然是中国巨大空白与黑洞的六四,是中国与自己、中国与台湾、中国与世界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缝。
1990年,张先玲扫墓,看到儿子的骨灰小盒子有一张纸条:“我们是同命运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现在我们母子相依为命。我有许许多多的想不通,如愿意,请同我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