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晚上11时，消防处接报到场已经8小时，大埔宏福苑的大火仍未扑熄。半日的时间，七幢大厦相继陷入火海，棚架烧得支离破碎，浅褐色的外墙被熏黑，加上停电，失去轮廓的楼群跟黑夜融为一体。有些单位内部火光熊熊，爆炸声不断。从日至夜，整个社区弥漫著刺鼻的气味。

截止11月28日清晨，大埔宏福苑五级火的死亡人数为94人，76人伤。死者除了住户外，亦包括一名37岁的殉职消防员，以及至少2名印佣。另有多人失踪。这场世纪大火的死伤数字惊人，牵连众多家庭。由接报至火势陆续受控的20多个小时，火场外的人惦记著失踪的亲友，留守于失踪中心和火灾现场，苦苦等待和寻找他们生还的线索。

大火发生后第二日早上起，警方的部署愈加严密，记者之间纷纷说自己被拒绝进入庇护中心。警方亦在中心外围起橙带，设立采访区。我在灾难发生后的深夜和翌日在中华基督教会广福堂的庇护中心和护中心和失踪中心逗留，跟受困者的亲友和受灾居民聊过。

等十多个小时，求一个“结果”

26日凌晨时份，气温跌至10几度，约三四十人聚集在广福堂。随著一些人被分流至其他庇护中心或长者中心，场内变得愈来愈静。有人裹著暖毡于椅子上低头睡著、有人在吃获派送的干粮、有人顶著哭红了的眼晴刷讯息。奔波整天，他们一脸疲惫又茫然。

27日清晨，外面的火势稍缓，消防处公布死伤者有72人，包括至少44人死；有至少279人失踪。不少家属的希望在一夜幻灭。

早上8时多，42岁的阿邦从天水围坐头班车到来，等待70岁阿婶的消息。阿婶跟丈夫和女儿住在宏泰阁28楼，但当日只有阿婶在家，被困在火场。他撑著松垮的眼皮，声音有点颤抖：“她的女儿和老公不断联络她，初初联络到的，不断叫她拿湿毛巾塞住门，但一段时间后已经无回音，打给她不听，又或者断线，音讯全无。”

他在不安和焦躁中等待10几个小时，想求一个答案。“现在好像四十多人死了，但仍有二百多人失踪。其实都是凶多吉少，但都想快点知道结果。”他说堂姐和叔叔安全，在朋友家暂住，晚点会到，但阿邦昨晚上过夜班后睡不著，也没吃早餐，想尽快过来支援他们。他知道二人情绪崩溃，“真的是家破人亡。”

阿邦说，当刻最重要的是失踪的人被找回，之后是追究责任，“但是我不知道政府会怎样做，因为整个宏福苑全灭了。”他说，“连房子都没有了，暂时都不知道可以住那里，很难期望政府可以做什么来安置居民。”

除了亲人，他亦正为移民了英国的好朋友等待消息。朋友72岁的母亲住在最先起火的宏昌阁，但朋友在星期五才会回到香港。

另一旁30多岁的黄先生（化名）独个坐著，眼睛垂垂望前。他70多岁的姨妈独居在宏昌阁20楼——26日下午3时通话时，她有些咳嗽，表现得害怕，之后便失联。他说姨妈一家昨日全日留守在失踪中心，但没有消息，今日他最早到，其他家人稍后来，“我们还在等。”

他微笑说他 OK，“我只是在这里 support 整个家庭。”他说其他姨妈们有情绪，而他会给拥抱。“担心的，但是做后辈的，有些事情不能放在脸上，要支持他们。”

等待愈长，气氛愈凝重。踏入火灾近20小时后的中午，场内的人渐多，礼堂正前方被分割成更有规模的“报平安区”、“失踪登记处”和食物供应处。关爱队在派发热食、饮料和水果。长桌和椅子在空间的两则和后方，让人用餐，中间放置一条条矮长椅。人们静默，面无表情吃饭，或是依偎哭泣。

比起昨夜的愤怒或观望态度，今天是难受得开不了口。有老人按著心口，挥手说不能受访；有女士甫开口便眼晴通红，“一讲嘢就会喊。”人群内有时也会传来痛哭声。

除了寻人的家属外，广福堂亦聚了失去居所的灾民。宏福苑于1983年落成，楼龄超过40年，大火不只令老年住户无家可归，亦将他们的心血清空。

“你问有边个唔甘（损失惨重），成副身家摆哂落去。”Mary（化名）是40年前第一批业主，用几十万港元购入单位。起火时她不在家，其他家人也平安，但谈起被烧毁的家，她止不住眼泪：“因为40年，我用了几十万重新装修，所以现在付诸流水，我只可以说是欲哭无泪。”

冬季快到，她昨天先为家人买新衣服御寒；至于日后的安置，她说自己很被动，也没法希望政府能给到什么。

资讯欠透明：没官方平安版、警方热线拨不通

除了悲恸之外，受困者家属在受访时都异口同声提到：缺乏资讯令等待过程更难熬，等待也是他们唯一能够做的事。
在现场，“报平安处”中有职员用笔记下相关人士的资料，但未知会否作电脑纪录。墙上悬挂著黑字粗阶的警方热线：1878999。

这个号码不那么有效。起火的当晚，陈先生（化名）来到广福堂，看看有没有住在宏昌阁27楼的70岁阿姨消息。他晚上8时来到现场，直到近11时40分才获警察告知“救到 13 楼”，他才较安心，转到庇护中心等侯。此前他跟其他人曾一起询问警方，因为一直未有消息。

他说打过“十几二十次”警方热线查询死伤者资料，但拨不通，又不满民政处没有制作即时的报平安公告版。民间自26日起流传一张“报平安表”，列出每个单位供有需要人士标注“求救”、“不确定是否安全”等情况，“你整个壁报版在这里，我们打少个电话，就不用大家累斗累。”

他身旁的胡婆婆便是看到民间的“报平安表”，警觉哥哥所在的宏泰阁16楼还没有人报平安，担心得跟著大伙儿去询问警察，认识了陈先生，二人便一起行动，互相照应。我一度以为他们是儿孙，之后才发现他们不认识。

阿邦亦指家人在大火首日为阿婶作失踪者登记，并提供联络电话，但一直没有消息。他们有致电警方的热线1878999查询死伤者资料，“但打那电话是叫我不要重复打来，他说有消息会通知的。”他说，“但是这么多个小时了，生存也好，已经离开了也好，也想快点知道，但是资讯好像很不 update。”　

他想著快点掌握资讯，所以跑到广福堂，但发现这里没有死伤者名字的广播，职员亦告诉他不会有中央统一公布。

黄先生是看新闻才知道消防“救到 20 几楼”，也觉得官方的消息不是很流通。另一位跟丈夫等待家人消息的女士也跟我说“消息好像不是很透明。”

27日凌晨时分，胡婆婆再打开“报平安表”，看到该楼层有两户以蓝色标注“至少一处消息来源指安全”，但陈先生留意到没有被用于确认信息的剔号，担心是有人报假消息。但他还是觉得官方可效法这做法，“政府做的便不会有这么多人玩吧。”

访问期间，胡婆婆收到电话传来的噩耗，边啜泣边站起来跟陈先生道别说，希望他能找到家人。社署的心理学家和社署职员来到她身边，陈先生也陪伴在侧，她不断说不好意思，又说自己学过心理辅导。临别时陈先生没有跟上，胡婆婆特意回头说要跟他说再见。

27日的早上，陈先生仍然在广福堂。他往返现场观察单位，仍有跟我谈话；下一次见面时，他只是摇摇头。我们最后一次碰面是在失踪者临时辨认处外。

黄先生为家人找了张空桌，他想起有亲戚从外国回来，在香港没有医疗纪录，请我帮忙询问红十字会职员能否为她配药。他的家人之后来到，大家没有多作声。

我之后没再遇上黄先生跟阿邦。

心灵缺口 无力感 灾难中的美善

27日下午2时半，起火后的第24小时，社会福利署和民政署的职员协助受灾居民申请临时住所，人龙挤满了广福堂的前方位置。人潮不断之际，职员突然开咪宣布，说附近的社区会堂已成为失踪者的临时辨认处，家属可前往作登记和失踪者辨认。空间静得如瞬间压缩，所有人都紧绷起来。

警方在临时辨认处外围以橙带绕了几个大圈，排队进入的人渐多。他们会看到不同遗体照片，并尝试辨认当中有没有自己的亲人。而离开会堂的路上，他们会遇上到场支援的社工、传媒和围观的街坊。

这段时间我在现场不断走动，踌躇应如何靠近灾民、如何发问、问答会否缺乏同理心——旁人面对椎心之痛，状况外的我们要怎样做？我将问题抛给在广福堂内游走的传道人。住在大埔三、四十年的安仔跟 Jessie 连续两日到场，带了水、饮料和蛋糕——这些物资不是灾民最需要的，但他们希望以这些物资跟灾民开展对话。

“物质上面其实不完全缺乏，但是里面心灵的缺口，其实我们不是做什么就补得回。就是肚饿可以吃，口渴可以喝，但是心里面淌血的缺口，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可以怎样去修补。”安仔说。

二人所接触的街坊当中，有些未必想分享太多或较防卫自己，有些会较开放表达说担心家人或失去了家，“因为这个居住环境可能是唯一居住环境，还有住的人年纪较大一点，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可以再找到新的地方，对于未来他们都不知道怎样。”他又说有街坊对维修招标的过程感到无奈，亦有人对街坊死伤和消防员殉职痛心。

Jessie 感觉到街坊在大火首天表现较冷静，“ 很多情绪都未出，或仍然盼望会跟家人重聚”，但一天后他们陆续收到消息，会不开心且流泪。至对于老街坊，“一生人很辛苦工作放在层楼上，现在好像甚么都无了。”

不过除了提供合适的援助资讯外，二人也只能聆听和肯定街坊的情绪，以及“默默地坐在他们身边”，又或是按意愿为他们祈祷。

作为传道人，安仔说他在26日回家后有很重的无力感：“我们进来后真的做不到什么。当想接触街坊，但你又会想他想不想？或者会不会他有很多人都重复接触了他？”

但另一方面，他又从“美善的画面”中消化了一些无力感。“你看到很多大埔的人，不论年轻还是年长点的，他们都不断拿自己有能力（提供）的东西，例如物资。他不断问不同的人要不要物资，或者很主动出来，哪里有需要就去埋位。”
他续说，“这是在灾难里面见到：原来大埔人好像很多年前一样很有爱，我们以为这个社区过了这几年是很冷漠。”

Jessie 提起接触到从其他区的年轻人义工，觉得不只是大埔人有爱，而是全香港市民有爱，“几年前的运动之后到今日，可能这个社会好像变得很冷漠，大家都为了自保，但当我们这个社区有问题时，四方都愿意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