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记忆开始，我一直看着电影”是蔡澜对自己与电影关系的最直接表述。18岁赴日攻读电影，一年后便在父亲供职的邵氏兄弟（香港）公司担任驻日经理与翻译，早早开始电影生涯，开启了蔡澜与电影的半世纪不解缘分，甚至也间接引导了这位1941年生于南洋、二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代际男孩，在香港开始自己精彩的大半生职业生涯。

在邵氏公司工作了二十年后，蔡澜于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启幕之际跳槽出去，于嘉禾公司开始了其电影生涯的下半场，这后十多年，成为他电影监制事业的辉煌阶段。是时代发展乘风破浪，亦是水到渠成，在去世后全媒体对他快意生平不遗余力的表述中，其在1980-90年代监制的一系列电影，成为其多重流行文化形象的重要面向之一。

在此过程中，似乎也可以将蔡澜1982年离开邵氏后短暂在世纪影业担纲策划的香港电影新浪潮代表作《烈火青春》放置于其电影生涯“下半场”序列中加以打量，视作他面迎香港电影新纪元的开始（无论是“世纪影业”的字面象征意义还是影片从片名到文本表意强烈的叛逆性，遑论此片引发的对当时香港电检制度的检讨）。相当有趣的一点是，今日看来著作等身的蔡澜，也是在1980年代末，正式成为职业作家的。随着香港电影工业在1980年代步入盛世，更兼1988年电影分级制的施行，令蔡澜监制的电影越发呈现出高度工业化、强化类型的特征，及至1990 年代与“沸度表演”相结合的cult类型片及兼顾电影语言与身体展现、既富现代意识的情色电影，蔡澜的制片策略已经充分传递了其自身看待世界的一些微观姿态，同时亦与香港电影盛极而衰的步调高度一致，成为这座城市流行文化起落资本逻辑的直接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