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疫情解封后踏上欧洲大陆，为亲炙久违的双年展与各大美术机构展览，从伦敦、威尼斯、雅典一路向东，来到伊斯坦堡。第17届伊斯坦堡双年展由跨领域跨地域的三位策展人组成：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当代艺术中心馆长乌特．梅塔．鲍尔（Ute Meta Bauer）、擅长以影像与多重装置探讨权力、暴力与正义政治的印度艺术家 Amar Kanwar，以及长年关注东南亚现当代艺术的艺评与策展人郑大卫（David Teh）。

当下世界，各地各种名目的双年展早已深深与资本市场扣接，主张及实现庞大视觉奇观的国际双年展非常多，但这次伊斯坦堡双年展则有些不同，它以小而发散的游击策略，想达到策展人们称之为“堆肥”的社会效应：参与展览的个人或团队都被冠以“贡献者”（contributor）而非“艺术家”之名，他们长期投入的各项计划藉著展览、出版、对话与现场活动，散落呈现于伊斯坦堡城市间的医院、大学、餐厅、甚至土耳其浴场。策展方面是想通过这样的实践，激发对公众议题的更多关注与讨论，试图松动个体彼此之间、以及个体与世界既有的互动方式。

这样的企图自然无法与双年展举办地的社会与政治状态脱钩，展览论述有一段这么写著：“当我们的沟通管道变为仅是操弄的工具”，“另类的思考形式、说话与实践，像是诗、电影、声音，能否让我们接收资讯，保持一颗对公众事务警醒的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