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爆发以来，中文舆论场中有一种声音：生命无价，所以不惜代价防止病毒传播是完全值得的。确实，对每一个个体而言，自己的生命是无价的。但宏观政策的现实并不如此温情：生命是有价的，甚至还可以被相当准确地量化。公共卫生学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人类社会可以用于延长生命、改善健康的资源是有限的。在相同的经济成本下，设计良好的公共卫生政策可以为更多的人带来更有质量的生存时间。
如果中国社会真诚认为生命和健康在价值序列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么中国的医保支出应该远超各种公共事业经费。但实际上，中国2020年的基本医保支出仅略超过2万亿人民币，不到同年总GDP的2%，在各项政府支出中排在前五以外。与此同时，中国的医护人员人力价值被长期低估。对理性的社会而言，“生命无价”恐怕只是大而无当的情绪化表述。任何可持续的公共卫生政策都需要分析其成本和效益。
在上海进入“全域静态管理”之前，中国Covid防控体系存在两种代表模式：上海的以高效流调为基础的“精准防控”模式和以西安为代表的“封城模式”。在奥米克戎（Omicron）进入中国大陆之前，两种模式都实现了“动态清零”。笔者认为，2022年3月底之前“上海模式”与“西安模式”根本的差异，在于“上海模式”明确承认清零是有民生代价的，包括经济停滞、失业增加、物资紧张、乃至普通人的精神创伤和无法统计的机会成本。而这些代价应该成为抗疫决策考量的一部分。价值和认知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具体手段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