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3日，储百亮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了一些支持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国家主义知识分子，包括田飞龙、强世功、陈端洪等。正好在几天前的7月20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书评，讨论 Anne Applebaum 的新书（可以翻译为《民主的黄昏：威权主义的诱惑》），以波兰、英、美等地的知识分子为例，揭示那些使独裁者成为可能的侍臣们的心态，即那些“作家、知识分子、宣传册的作者们、博主、政治化粧师、电视节目的制作者、为独裁者创造文化基因或者表情包以便将他推销给世人的人”的心态。

他们是真的相信威权主义或者国家主义呢，还是说他们其实只是犬儒的机会主义者？对于该书的作者来说，这一点并不十分清楚。但是有些问题是可以看到的，比如他们对民主的失望以及向民族主义、威权主义的倾斜、对冷战时期道德上要达到某种目的的一种“乡思”、对“任人唯贤”制度的失望、经不起阴谋论的诱惑、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话语系统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敌对思维方式、自己的职业野心等等。

这让我们想到了中国的国家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什么，他们在为国家做些什么样的服务，他们面临著怎样的伦理困境，哪些结构、文化（包括意识形态）与个人的因素在影响著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呢？这些正是本文想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