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澳大利亚汉学家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今年年初为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所作系列长文《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哪有先生不说话》《中国不是一个红色帝国》的评论文章。端传媒经作者授权，全文翻译（有微幅删节），以飨读者。
“要超越乌托邦主义，反乌托邦甚或后乌托邦都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恢复对未来的爱，不是将它作为‘应许之国’，而是一种承诺的状态，一种绝无命定成分的期待。”
米哈伊尔·爱泼斯坦（Mikhail Epstein,），《未来之后》， 1995年，第335页
米哈伊尔·爱泼斯坦（Mikhail Epstein,），《未来之后》， 1995年，第335页
一、毛泽东和中国的春天
文化大革命为中国革命（倘若尚不能说世界革命的话）带来了一个新的开始、甚至是一个千禧年时刻。它的前提源于一个含混不清的战略，那就是为了保持革命势头和热情，每隔七八年就要发动一场类似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