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艰难、最关键的是第一句。“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中国孩子》歌词见文末）有了，后面便如河水自然流淌。到最后一句，卡住了，本来写的是“大难临头让领导先走”，又改成“最后关头”，最终是“死到临头”，郁结之气，一吐为快，河流入海，这首歌成了。

2007年，我跟音乐家小河，躲在他北京“北七家”家中的地下录音室里制作我的新唱片，他一遍一遍地重新缩混，“听听这遍怎么样？”我的腿都冻麻了，一遍一遍地找错，打磨更好的音色。小河是个摩羯座工作狂，有时候我熬不住了，会上楼打个盹，或喝上几口酒，暖和一下身体，下去再看，他如面壁老僧，枯坐于电脑前——为了某一小节在纠结，原本是一个简单的吉他弹唱版本，被小河赋予了血肉、毛发。“应该加一轨低音提琴”，“应该选择交响乐队定音鼓的音色”，“还缺点什么”，“对，缺少真正孩子的声音”。我们满北京地找，找来了一些愿意录音的孩子，小的四五岁，大的七八岁，男孩女孩都有。小河像个幼儿园老师，带领孩子们做游戏，指挥他们唱“呀呀呀”，孩子们很高兴，好像在野外春游，一遍遍地“呀呀呀”，有几个孩子要更充分地进行自己的才艺表演，唱了“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让河老师录下来，还有的孩子叽叽咯咯地笑，也被河老师录了下来。这些采样都用在这首歌里。

十年前我们做唱片，完全是手工作坊式的，自己写文案、找人设计封面、找印刷厂、找压盘厂，临了自己一箱箱地把刚出厂的新唱片运回家，装进琴包，带到演出现场，一张张地交给要买的人，下面是我写的《中国孩子》内页的话：

写在《中国孩子》前面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