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身处的社会，工作极为重要。亲朋戚友相逢，多以“现在做什么工作”打开话题。这类问题把工作预设为常态，去判断一个人，端视乎他是否正在工作。假若我们给出的答案非稳定长工，而是随兴趣而活，短期工作以获取最近所需即止，则会招来发问者以至周围质疑的眼光，甚至被教训指导，被指摘兴趣不能当饭吃。

现代意义下的工作已与工资报酬挂勾，我们习惯以一个人的工作来判断其生活意义，如果劳动不能换取工资酬劳，即属次等，鲍曼把之称作“工作伦理”——人不应满足现状，需要不断追求，工作乃是高贵道德，且是责任，而既然工作意味著有所报酬，不工作的人即是不道德的懒人，贫穷乃是穷人不够努力投身神圣工作之故。简言之，“工作伦理”指令人们不断工作，获取“对社会有用”的身份。

“工作伦理”不是自然而来，鲍曼指出这是由早期资本家所发明出来的产物。我们可以想像，在农业社会里，国家所能管理的土地有限，农耕者或工匠手艺人有自己的土地与空间，可以安排自己的工作节奏与进度，从中获取工作意义及生活所需。再多的工作并没有意思。当历史转入工业社会，可耕之地变少，大型工厂取代手艺工活，人们唯有投身工厂工作。然而工厂工作乃是按别人定下的目标而行事，重复、不带情感且无意义。资本家开始抱怨那些向往自主的工人们厌恶规律，无法把工作做好，于是创造出“工作伦理”的观念——工作本身乃是神圣而高贵，重点不在于为何工作，而是能够工作。这个观念盛极至今，举个近一点的例子，这就好比今天社会几乎无人不抱怨工作之苦，却没有任何人愿意放弃“工作”，甚至为能够工作不至失业而额手称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