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参选人林郑月娥曾被前政务司长许仕仁称为“好打得”（处理具争议政策手法强硬），但自选战开始便陷入不少争议之中：首先是被媒体报导不懂用“八达通”入闸搭港铁、不知便利店没有厕纸卖、新年施舍500元予内地“专业乞丐”、向渔农界拜票时说自己喜欢食新鲜鸡，被指漠视正在研究中的本地活家禽业未来路向顾问报告。有评论指林郑之所以“离地”，是为官多年之故。其实，她由好打得的官僚变成中产眼中动辄得咎的离地政客，当中走过的路，就是香港近廿年的政治变迁。林郑月娥的处境，其实也反映在同是政务官出身的曾俊华及叶刘淑仪身上，大家只是程度上有差异而已。

离地精英的政治基础

专硏香港管治精英的学者刘兆佳认为，二战后的香港是一个“低度整合的政治社会系统”，政府与社会实行一种“边界政治”，彼此维持有限的联系与交往。政府一方面奉行“积极不干预”的小政府策略，另一方面亦试图遏抑社会上的政治力量，强化民众的政治冷感。

当时的香港是“难民社会”，主要由逃避大陆政治动荡局势、追求安定富足的家庭所组成。这些家庭之间缺乏强大的中介组织（如工会、居民组织等公民社会组织）联系，因而缺乏社会动员能力。因此，当时的港人面对许多在都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会透过家人和亲戚的网络筹集资源解决，刘将之称为“功利家庭主义”。因着这种“社会吸纳政治”的社会生态，香港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才能保持政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