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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袁长庚:从杨改兰到贾敬龙,语言不能抵达的中国乡村

媒体和公众,除却心存窥视癖外,对描摹乡村社会的实际变迁兴致杳然。它所映射的是全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系统性的经验缺失。

尽管有许多人为刀下留人而鼓与呼,因强拆纠纷而杀死村官的贾敬龙还是被执行了死刑。而不久之前,甘肃农妇杨改兰杀害子女后吞药自戮的恶性案件,也以地方政府一纸处罚通报而淡出舆论空间。这桩耸人听闻的悲剧,曾因一篇《盛世中的蝼蚁》而迅速扩散,以至迫使行政力量强令屏蔽。而再往前,则有视频软件“快手”所引发的《底层残酷物语》,同样激起人们对中国农村现状的讨论。

而这一切都逃不开智能手机时代的传播定律:热闹过后,激愤过后,一切旋即归复平静。

农村变为“奇观”的困境

这些发生在中国农村的悲剧,不但在传播轨迹上重复定势,连情节都“似曾相识”。这些年来,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关于农村的恶性事件曝光。其细节各有不同,但却大都是人伦颠倒、世风败坏的悲剧或闹剧。有的如杨改兰弑子那样撕裂血缘纽带,有的如贾敬龙案,露出血淋淋的利益纠葛,有的像留守儿童杀师案一样,是人性蜕变为凶残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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