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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第三种六四想像,挣脱香港困局

香港必须把天安门事件的意义,放到“香港-世界-中国”长时段的三边政经转型中理解,思索香港能在前途上采取的立场与战斗位置。

第三种六四想像,挣脱香港困局
台湾「野百合学运」。

近年来,支持继续或反对继续纪念的争吵,从脸书燃烧到街头。一场在其发生地被“失踪”的公共事件,在香港被每年反复提起、记忆、举行仪式。或是另一方通过杯葛,否定传统纪念,来建构自己的论述。

“民主中国”的叙事,与“香港本土”的反叙事,构成了香港社会的两种六四想像。前者坚持纪念六四,在论述上强调香港与大陆的民主连带;后者努力予以切割,建构纯正的“香港人”身份。然而,越是这样旷日持久的争吵,越是说明一件事:无论何种政治力量,都需要通过争夺对“六四”的解释权,来巩固自己的意识形态论述。

于是,六四根本已经“本土化”了,它从香港之外,转变为香港生活的一部分;从他者的故事,变成香港人自己的符号。这像极了港式奶茶──发明者是香港人还是英国人重要吗?六四天安门事件,成为香港人不断复制和解释的记忆素材,这才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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