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记忆脆弱，如果不记录下来，容易丢失、错置甚或被策反。二十四年前此刻前后，我们在干什么？当香港八、九十后青年努力抵抗遗忘时，当年在电视机前首先受天安门现场转播冲击的香港文化界，在“前互联网”年代以怎样的方式和行动向暴力说不？于是我请来亦师亦友的前辈，以及几位当年跟广场学生差不多年纪的同辈，各自撰写短文，尝试将散落的记忆碎片，重新捡拾拼凑，让非主流论述的图像逐渐显现，互补验证。因时空所限，没能做一个整全的文化界“六四记忆档案”，但或可作为一次自省的开端。首先，不能让记忆沉睡。

搜索将近四分一世纪前的记忆蛛丝马迹，仿如掉进无底深潭，一个小涟漪牵连另一个。那年春夏，作为理工太古设计学院文凭一年级学生，我们基本上已经停课，离开课堂带我们讨论的老师韩伟康，比学生更沮丧。这位我最尊敬的老师，后来移民到加拿大一个叫Hope的地方当上救生员。当年同学都忙着一件事：到尖沙咀的商业大厦敲门，请大家帮忙“传真”，亦听说有师兄从北京偷运菲林回港。这两件事，对于 Facebook 一代来说，似乎难以想像。多年后遗留脑海的，还有一个不断重覆讲话的“李鹏”——“录影太奇”鲍蔼伦的一个录像。

呜谢进念、蔡仞姿及各位作者、被访者提供相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