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继续骂建制派搞“蛇斋饼糉”、哀叹区选只是“蛇斋饼糉”的较量、嘲讽屋邨C9（师奶）只懂看CCTVB。似乎香港就存在着一批坐困铁屋的先觉知识分子，面对睡着不醒、醒了装睡的群众，跌足长叹之外没有什么可做。不过这种情况并非香港独有，而是所有后进地区也存在的，在城市发展上，就是学者所讲的“二元结构”，而“二元结构”不是城市景观，更存在于人的心态。问题是自认为先觉的一批人，用什么态度来看那个“师奶”的世界。

70年代以前的香港城市发展，充分展现“二元结构”格局。当时的中环尖沙咀已是先进城市般的现代部分（modern sector），但火车过了毕架山隧道便是个现代化水平相当低的传统部分（traditional sector），一些地区甚至还需要人道救援组织协助。这种二元结构在很多后进地区也存在，如现在的泰国、印度，以至中国也是这样。后进地区的现代化历程往往是“让一部分人先现代起来”，特别如英国式的自由放任管治，并不着意在整个印度、整个香港都进行现代化。只要有足够的大城市能配合帝国的需要便足够了，广大的农村停留在传统状态，对宗主国而言不是大问题。

但二元结构并不只存在于城市发展，在“让一部分人先现代化起来”的发展策略下，人的心态也存在着这种二元结构。已故史学家黄仁宇留意到这种情况，他年轻时参与抗战任下级军官，作为受过现代军事教育的军官（现代部分）就跟从农村招募而来的士兵（传统部分）有很大矛盾。他说：“我还记得我们在军官学校的时候，钢盔涂油，阅兵时戴白色手套，脑袋里满腔新式战术。及至下部队发现我们的士兵半像乞丐，半像土匪。我们不仅不用新式教育去感化他们，还随着他们去吃狗肉，讲粗话，对老百姓心狠，如此才有传统的英雄好汉性格。”（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黄仁宇说得生动，但也显示了现代化知识分子面对传统心态的广大群众时无奈，也凸显了他的适应方法，他没有指摘手下士兵没文化水平低，而是“到群众中去”，这是值得留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