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伞后一年，论断成败或许尚早，却是检讨经验的时机。一场历时79天的大型社会运动，值得端详反思的地方不胜枚举，近日各界亦陆续开展不同方向的检讨，从运动策略、沟通机制、应否退场、和平还是勇武抗争，到占领者与市民关系、警民关系、公民社会的后续发展等等。借此时机，端传媒邀请了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序言书室创办人李达宁、《信报》前总编辑练乙铮、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弘毅及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共同就着特定议题聚焦讨论，希望透过文字交锋，令彼此论点得以充分辩证，深化检讨。

陈健民在其文章《革命的诱惑》中指出，占中三子与双学，继而与“勇武派”有许多根本的分歧。似乎勇武派最大的问题是面对升级至革命的诱惑。而陈健民则认为“与专制的政权的斗争，必须因时制宜、有勇有谋”，“负责任的革命家应该有清楚的论述，才能引发深度的辩论，而非流于一种革命诱惑下的情绪”。观乎以上所论，我敢说占中三子所面对的，是“领袖的诱惑”。

似乎在社运中有两种身份，一是领袖，一是群众。这是一种权力关系。最基本的分野是，领袖有能力主导群众的行动；而群众则听命于领袖。但正如所有领袖与跟随者的关系，这种权力安排有一种生成的过程。即是说为什么群众要“听你支笛”（听从你的指示）？从陈健民所论可知，他自认为占领运动的领袖，但这种身份从何而来？是因为世袭吗？是因为贡献出资源吗？是因为选举吗？通通都不是，而是因为三子过去两年倡议占领中环。他们是作为占领行动的发起人，而成为领袖的。他们之所以是领袖，皆因占领的群众认同他们的行动。这也是社会运动中的常态。社运领袖多没有经过体制化的授权，只由他们发起的行动有人响应就成为了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