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日前一所特殊幼儿中心揭发有职员虐打智障幼童，再有一宗在展能中心及宿舍有职员不当对待智障学员，该些行为绝对不能接受，但我们不愿意去相信有很多从事残疾人士服务的职员有操守问题，社福的本质应是为着有不同需要的人的福祉，我们深信大部分社福同工也是正面提供服务的。 理想的社福制度，除了是相信个人，更应是相信制度，若能有公开透明，以权利视角为智障朋友及家人充权，服务使用者与服务提供者可以更平等地沟通和合作，可避免再有相关事情发生。

透明化管理和公共倡导的角色

在一般社会服务，服务使用者与提供者往往处于权力不对等的关系，服务管理往往是自上而下，在服务安排及监察，服务使用者其实没有直接角色和权力可作影响。在外国经验，会开放服务使用者参与的角色，如机构执委会（或称董事会）有服务使用者的代表；而在个别服务单位，也应设立恒常的服务使用者和提供者的沟通及合作平台，有如学校例子的家长教师会、学生会等，让智障朋友和他/她们的家人可以参加与机构的沟通，更应该有权影响及改善机构服务。由自上而下变为两者相对平等地参与服务，是有利而无害的，事实上在现时社会福利署的服务质素标准（Service Quality Standard）也有要求服务机构与服务使用者沟通，可惜的是很多机构只是有名无实地只以文件向政府交代。

今次在展能中心的事件中，被虐的其中一位智障朋友是没有家人的，令人关注到随着智障人士老龄化，其家人及父母离开人世的机会渐渐提高，在协助这批智障朋友上，需要讨论有否机制为他们设立“监护人”、“个案经理”、“公共倡导人”的角色。先处理前两者的部分，现时社会福利署署长会为着“孤儿”作为监护人，并会指派社工跟进这些孤儿的福祉；而近年社署也提出个案经理的概念，希望能协助整合残疾人士的福利安排。可是个案经理有名无实，没有动用跨界别资源的权力，社工又未能提供“倡导”的角色，意即就着个案权利受损时，较少能够为其发声及要求相关服务改善；而一些没有家人的智障人士，理论上的社署社工应担当“家人”角色作定期探访，或如今次展能中心事件中也应协助该位智障朋友，但在过重的工作量下却难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