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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宋志标:灾难中的感动模式如何取代问责?

汶川地震,是感动模式与问责模式以最大规模交集的历史时刻。这是感动模式起死回生、问责模式转向衰落的标志,两种模式交错、较量,埋下了许多伏笔。

宋志标:灾难中的感动模式如何取代问责?
2015年8月14日,天津,消防员在爆炸现场的房车残骸旁边戒备。
温家宝在川震小黑板上写下了“多难兴邦”四个字,极具象征意味。谁可以决定多难兴邦?

每逢大的灾难,无论人祸还是天灾,都会产生一种感动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内容是寻找出其中的感人事迹与典型人物,将其认作是英雄(事迹),对他们加以歌颂。这些年来,这种感动模式不断强化,模式本身也在进化当中,其产生的原理越来越复杂。

感动模式有一个发展、发育的过程。它在党报盛行的时代,多数是以通讯的形式存在的,诸如为了61个阶级兄弟等等。在这个时候,感动模式只限于党报文体,甚至被认为是对呆板党报的丰富——它是以人道主义的形式包裹着意识形态的赞美内核。

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头十年,是市场化报纸兴盛的阶段。表现在灾难报道上,多有与党报迥异的地方。主要的做法是深挖灾难背后的体制原因,以问题意识而不是宣传意识重新组织灾难的报道框架和认识结构。在市场化这种冲击下,党报通讯体的感动模式濒临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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