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倘若她活在今日的香港，也许会说，这是一座璀璨的城，弥漫着腐烂的气味。一个城市、国家以至民族的衰败往往由道德的败坏开始。“The decline of a city begins with its moral decay”，这是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洞见。

香港作为文明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被侵蚀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一宗绑架案说起。4月底，一名富家女在其飞鹅山的寓所遭掳走，几天后收到赎金的绑匪把她释放。她的身份很快就曝光，名字迅即在网上广泛流传。在个人私隐不断贬值的互联网时代，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媒体的专业判断和操守：多份畅销报章开始用受害人的名字来为这宗绑架案“冠名”。

文明社会不仅重视并努力捍卫受害人姓名保密的权利（victim’s right to anonymity）。这既是新闻工作者的专业操守，也是社会大众接受的行为准则，英文所谓的“the decencies”。在大多数情况下，以不披露其姓名的方式保护受害人不会损害新闻自由。尊重读者的知情权，也不等于要无休止地满足他们的心奇心和窥秘癖。试想，倘若传媒披露强奸案受害者的姓名，将会多么骇人听闻！这样做是超越社会可以接受的最恶劣行为 （baseline）；除了要负上法律责任之外，还必然引起公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