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哈馬斯戰爭評論國際深度

對話反錫安主義猶太活動家: 在德國,猶太人成為「反猶」指控的最大受害者

當一切罪行都是以猶太人為名而實施,當猶太人被徹底與以色列政權綁定在一起,反錫安主義的猶太人的在場就更加重要。

2023年10月14日,以色列的坦克部隊在以色列南部加薩邊境附近集結。攝:Marcus Yam/Los Angeles Times/達志影像

2023年10月14日,以色列的坦克部隊在以色列南部加薩邊境附近集結。攝:Marcus Yam/Los Angeles Times/達志影像

特約撰稿人 斑戈 發自柏林

刊登於 2024-04-22

#以色列-哈馬斯戰爭#德國#反猶主義#猶太人

我經常在柏林不同的巴勒斯坦活動場景中遇到烏迪·拉茲(Udi Raz),她總是戴着一頂西瓜圖案的基帕(Keppah,猶太小帽),在衆多庫菲耶(Keffiyeh,巴勒斯坦頭巾,巴勒斯坦支持者間最流行的表達團結的符號)中顯得別具一格,也成為了辨識她的標誌。西瓜圖案象徵着巴勒斯坦,因為「紅、綠、白、黑」的四種顏色剛好是巴勒斯坦的國旗色。在西岸和加沙被以色列佔領後,巴勒斯坦國旗在那裏成為了禁忌,人們開始使用西瓜圖案來代表國旗。而如今,西方世界對於聲援巴勒斯坦聲音的全方位壓制,讓這個象徵再度煥發出反審查的生機。

烏迪生理性別男,傾向使用的人稱代詞為「她」。她是支持巴勒斯坦的猶太人行動網絡「Jewish Voice for Just Peace in Middle East」的成員,也是原定於4月12日在柏林開幕的「巴勒斯坦大會」(Palestine Congress)的組織者之一。「巴勒斯坦大會」預計舉行三天,由世界各地的巴勒斯坦團結運動的支持者發起,討論加沙停火、以色列違反國際法,並譴責德國是大屠殺的共謀。然而,開幕當天大會就被警察斷電清場。德國各大主流媒體在大會開幕前夕就開始了抹黑運動。市長凱·韋格納(Kai Wegner)在推特上評論巴勒斯坦大會時說,「柏林對『反猶主義』零容忍」。

在大會現場被逮捕的人中,有兩個猶太人,其中包括烏迪。她被逮捕的那個視頻極具象徵意義,戴着基帕的她一邊被警察押着往樓梯下走,一邊朝着公衆喊「Free Palestine」。身後一個女聲朝着警察大喊,「你們正在抓猶太人!」

2023年10月7日後,遠超其所佔人口比例的猶太人在德國因「反猶」指控而被「取消」。今日被濫用的「反猶」指控,讓這個詞在今天徹底喪失了其意義,任何聲援巴勒斯坦或譴責以色列政權的人都可能被指控「反猶」,真正的反猶主義反倒藏在了這個「保護傘」下免責了。

另一方面,猶太大屠殺的歷史在聲援巴勒斯坦的群體中逐漸成為了禁忌。這個創傷被主流政治不斷調用,成為了壓迫性工具,甚至是正當化另一場大屠殺的武器。深受其害的阿拉伯人自然對它嗤之以鼻,甚至否認大屠殺真實發生過的陰謀論,在普通阿拉伯人那裏也越來越有市場。進步的猶太人群體更不知如何再提及已經被「劫持」的集體創傷。

4月14日,「巴勒斯坦大會」被關停的兩天後,我在同一時期進行的一場抵抗運動上見到烏迪。那是發生在德國國國會門口一場佔領運動——「Occupy against Occupation」(「佔領國會,反抗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這場運動至今已持續兩週,截至本文發稿時間,人們仍苦苦堅守着營地。我抵達現場時,正逢一位說唱歌手的演出,在唱到「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從河到海」)這一句,警察突然衝了過來,把歌手抓走,並且暴力地和人群發生了衝突,救護車來了,幾個被警察襲擊的女孩子被擔架拉着送上了車。

在一起見證了那場警察暴力後,我問起烏迪「巴勒斯坦大會」的那一天她是在什麼情況下被逮捕的。她告訴我,警察嘲諷她頭上戴着的西瓜基帕,她便反擊說,「你們反猶了」,接着就被警察帶走了。我忍不住笑出了聲——德國竟然也開始生產「蘇聯笑話」了。聯想到愚人節那一天,一家藝術媒體 Hyperallergic 的 instagram 賬號上發了一條推送,稱德國的各大美術館撤掉了描繪「河」和「海」的作品,當天看到時覺得是個好笑的愚人節笑話。然而烏迪的事情和營地的暴力發生後,我恍惚幾秒,問營地裏的朋友們,那條推送該不會是真的吧?

在這場訪談中,當烏迪猶豫不知道使用「巴勒斯坦」還是使用「以色列」來指涉那片地區時,經常就說「從河到海」間的人們。「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Palestine will be free」是一句由來已久的反佔領口號,在1960年代由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最早喊出來。其中的「River」指的是約旦河,「Sea」指的是地中海,那之間是70年佔領之下這片衝突無休無止的土地,它有時候被叫作以色列,有時候被叫做巴勒斯坦。這句著名的口號源遠流長,被衆多抵抗組織和民衆使用過,它的意涵也不斷被豐富着。去年10月,哈馬斯對以色列的襲擊發生後,這個口號被柏林檢察院列為一種「反猶」和「煽動仇恨」的形式,使用者將受到刑事處罰

在德國,遍布城市街道的猶太紀念碑和「反猶主義」指控的濫用,讓這個揹負着大屠殺歷史負擔的國家看起來似乎像是患有一種道德自虐癖。曾被德國高法以「反猶主義」起訴的猶太活動家 Ronnie Barkan 在幾年前我對他做的訪談中曾指出,「德國在二戰後的歷史教育是讓人們感到『愧疚』或『恐懼』的壓制性教育,它把戰前根植於這個社會的種族優越論的集體意識壓制了下去,卻從未真的處理過這些問題。也因此,被壓制的集體意識一直都存在,甚至還會反彈。」

在烏迪看來,今天這看似矯枉過正的局面正是納粹時期同一種意識形態在當下的重複。隨着中東難民抵達歐洲而伴生的伊斯蘭恐懼症,德國當權者開始以猶太人之名來製造仇穆的氛圍。只有死於大屠殺的猶太人和當前支持另一場大屠殺的猶太人,在德國才配擁有「猶太人」的身份。

當一切罪行都是以猶太人為名而實施,當猶太人被徹底與以色列政權綁定在一起,反錫安主義(作者注:錫安主義,又譯作「猶太復國主義」)的猶太人的在場就更加重要——這不只是為了巴勒斯坦人的正義,也是為了猶太人可以重新奪回自身的身份,奪回其被劫持的歷史與現實。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採訪了烏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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