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片90年代香港獨立音樂：
消逝的，可會重生？

1994，他們，都是一些「不能融入」的人：因為音樂和行動理念有別，他們在主流和非主流都沒有容身之所，要靠自己另闢空間。

1994年2月13日，香港的沙田大會堂曾經舉辦一場獨立音樂會。

在那無法隨時用手機拍片、直播、上傳影片的年代，那場名為「九四另類混合音樂會」的演出，唯獨留下了低解像度的影片記錄。

4比3的畫面中，舞台上有人敲打鐵片，發出生硬的斷音。射燈閃過金屬表面，一個穿皮褸（皮衣）的青年走到咪高峰（麥克風）前面。他的嗓音低沉，聲音裡有鎮靜劑的藥味。

從觀眾和樂手的位置看來，舞台沒有很高。布置亦簡單，在全黑的幕布上，只掛了一條寫著「Come Together Live」的橫額（橫幅）。簡單的設備無阻觀眾投入演出，一排低解像度人頭在暗室中浮沉，歌曲之間穿插著呼叫聲。

1990年代，香港唱片工業在「四大天王」帶領下，踏入最風光日子。以張學友為首的香港流行歌手賣出數以千萬計的唱片，除本地市場，亦於中國內地、台灣，及世界各地華語人口間擁有廣大聽眾。

彼時香港，流行文化鋪天蓋地，而原來廣東歌的聲音打在一些香港青年的鼓膜上，卻是份外「哽耳（不順耳）」。「流行」，在他們眼中，是壟斷思想、多元聲音被束縛的現象。

以焦躁感為燃料，這群30年前的香港音樂青年將批判轉化為行動，自發組織活動，自資錄音、出版唱片，實踐獨行獨斷的「香港音樂」。

不求甚解　矇著眼張大口　只懂甘於接受
猶如被控制不知對與否　莫論是左右
諸朋結黨　為見他守門口　整天喧嘩與等候
無聊地叫喊沒害羞　為著爭風頭

—— AMK〈娛樂再造人〉

一直以來，商業性的歌曲壟斷了本地所謂樂壇，人們只可以接收機械式的傳媒資訊，每天被逼給洗腦般運行，渠道雖多，但水仍是流向一條死胡同。

—— 節錄自「九四另類混合音樂會」場刊，KK

NERVE

氣味相近的人終會把對方嗅出來。

影片裡的青年叫許敖山，樂隊Nerve的名字後來成為他在音樂圈活動時的稱呼，也有人叫他「老科」或「lo4」。文章開頭所說的音樂會，是他第二次公開演出，鏡頭拍到十幾歲還是高中生的他在休息室、略帶緊張的神情。旁邊的人用撥片在刷沒插電的電結他，發出噠噠噠噠的聲音，而老科只是盯着前面，雙手夾在腋下。

29年後，許敖山仍以DJ、作曲家和實驗音樂家身份，游走於香港的地下派對和大型舞台製作之間。在相對正式、事先張揚的演出以外，許敖山和朋友也會在香港公共空間，如行人隧道，作即興噪音表演，引來途人注目。

這是現下的香港，一眾年輕流行樂手近年冒起，獨立音樂的聽眾也有所增長，商業和獨立的邊界變得愈加模糊。有些樂隊參與主流音樂製作，為流行歌手寫歌；在音樂節，當紅偶像團體成員和帶實驗色彩的獨立樂隊，卻又會同在一張名單上。

雖然演出機會和空間變多了，但許敖山嚮往的依然是自發、有機生長的在地音樂文化。「我骨子裡沒怎麼改變，底子仍是underground、DIY文化，」許敖山說，「而在文化藝術界，在大館和西九文化區（半官方營運的大型文化機構），我更像是一個『無間道』，我不覺得自己屬於那個世界。」

而在網絡尚未發達的1990年代，許敖山和朋友們是自發籌辦音樂會，他們利用來自小型唱片行、琴行和時租排練室的贊助，辦了幾場「Come Together Live」；還在週報上買了一小格分類廣告來宣傳自己的活動，又在唱片行和排練室放下自製的傳單，等待願者上鉤。

許敖山說，當年香港較多是玩重金屬和搖滾的樂隊，這些樂隊通常以紅磡高山劇場為基地舉辦演出。彼時的高山劇場雖是粵劇表演場所，卻被同時稱為「搖滾聖地」，除了1980年代崛起的搖滾樂隊Beyond在此舉辦著名的1987年專場，這裡也是後來走金屬和說唱風的搖滾樂隊Andoize（亞龍大，1989年成立），和當時還有濃重搖滾血脈、尚未成為嘻哈樂隊的LMF（大懶堂，1999年成立）的發跡地。

他說以前在高山劇場演出，很多觀眾都作長髮皮衣打扮，變成一種「Rock友」識別「自己人」的記號。而像許敖山一樣外形低調的人，在演唱會就可能不時被針對。「當時電子音樂和搖滾、重金屬的圈子，有點『水溝油』（兩不相幹），電子人去看金屬演出甚至（因衣著不同）會被嘲笑、被不禮貌對待，」他說。

樂評人袁智聰解釋，當時香港樂迷的口味較狹窄，聽搖滾的樂迷和聽其他樂種的會互相排斥、看對方不順眼。

那時較前衛和偏鋒的電子和工業音樂，經已傳到香港，但鮮有能在現場體驗的機會。靠著音樂雜誌，許敖山認識到像1980年代澳洲的實驗噪音團體SPK一樣，將多種元素混合的外國樂隊：鼓機和合成器機械式地推進、偶爾響起工廠警報聲，一個女人唱着工業社會中被「打鐵」聲音蠶食的人，只知道跟著引擎節奏舞動。

多變、偏鋒的聲音刺激了許敖山。有了想法和參考對象，他開始創作，雖然那時並不知道像自己這樣的人，其實可以在香港的什麼地方表演。

但氣味相近的人終會把對方嗅出來。在經銷進口電子音樂的獨立唱片行如旺角Multiform Records和Monitor Records裡，在時租排練室的走廊中，許敖山同這些與自己氣味相投的人，互相交換唱片和磁帶，附上自己寫的簡短樂評，如此交織出另一個地下音樂網絡，也開始籌辦活動。

許敖山指，1994那場演出的樂隊的共通點是，都是一些「不能融入」的人：因為音樂和行動理念有別，他們在主流和非主流都沒有容身之所，要靠自己另闢空間。

90s

90年代於香港獨立音樂場景而言，是一段多事的日子。

以今天的目光，我們很難斷定究竟哪個年代，對香港獨立音樂場景的影響最為深遠：搖滾樂進入高山劇場的80年代？本地樂隊將香港社會議題寫進歌曲的90年代？還是在網絡發佈作品普及化的00年代？是排練室和演出場地在工業區爭取生存空間的10年代？還是主流和獨立區間漸愈縮小的20年代？

但無論如何詮釋，可以肯定的是，90年代於香港獨立音樂場景而言，都是一段多事的日子。

適逢歐美有如Nirvana和Radiohead等樂隊將另類搖滾帶入主流，英資唱片行HMV於1994年在香港銅鑼灣開設第一間分店，這是繼美國Tower Records後再有跨國連鎖唱片行進駐香港，並開始引進更多的外國流行和搖滾樂。

也是1994年，袁智聰創辦《音樂殖民地雙週刊》（MCB），將搖滾樂和電子音樂資訊送至全港報攤，成為香港（甚至一些台灣讀者）接觸另類音樂的重要橋梁。

又是這一年，香港商業電台出資讓黃金時段節目「豁達音樂天空」的成員開創《豁達音樂誌向》雜誌，找來名攝影師夏永康擔任美術總監。除介紹不同類型的外國音樂，這份雜誌亦設有面向社會的專題，例如曾討論大麻非刑事化、獨立樂隊在大專學界冒起等小眾議題。可惜翌年，這本雜誌就因廣告收入不足停刊。

到1996年，香港商業電台開設「組Band時間」節目，每星期透過大氣電波推廣地下樂隊。1998年再發行《組Band時間創碟號》以及《組Band時間再一激》兩張音樂、錄像合輯，收錄10餘組香港獨立樂隊的原創歌曲。

在非商業空間，香港仔的蒲窩青少年中心推出過《玩「創」你》合輯，自資發行10多支本地樂隊的現場錄音作品。蒲窩及西灣河蒲吧等這類青少年服務空間，開始接受「夾band」（玩樂隊、練團）為一種「正面」行為，提供演出和排練設備。

這些機構以外，香港獨立演出也在90年代變得活躍、多元。其中，由於搖滾和金屬場景相對成熟，圈內樂隊一直有固定演出機會；但袁智聰說，其他類型的樂隊與它們放在同一場合，總是不太協調，這些人就有自發舉辦演出的需要。

LIVE

KK：「但水仍是流向一條死胡同。」

翻看「九四另類混合音樂會」的場刊，10個單位的自我介紹和照片，風格各異。

成員包括關勁松、麥海珊和許惠琛的樂隊AMK這樣形容自己：「他們是一隊細細粒，但出人意料的樂隊」；

也有簡約如Virus和Atomic Bubbles的，只列出成員名字；也有像Feeble 4，寫得比較「骨痺」（肉麻）的：「幻想與你一同打鞦韆的畫面，背後瀰漫著noise pop的配樂。」

Nerve的成員中有叫「老豆」（粵語父親）的人，許敖山解譯，那是他曾任夜總會結他手的父親。「那時我認識的人不多，只能找身邊的人（組樂團）。」而其他成員是他的中學同學，也有朋友的朋友；連台上用到的鐵片，也是他們自己從路旁拾取。

許敖山說這場演出的主辦也即當晚演出的樂隊成員。他們在餐廳面紅耳赤討論，該如何找器材、如何布置、如何紀錄當晚演出云云，其中最活躍的是黃偉建，又名KK。

除了湊合演出樂隊，KK也負責寫活動文案。他在場刊一角，控訴商業社會對大眾進行洗腦，指接觸音樂的渠道雖多，「但水仍是流向一條死胡同」。對於獨立音樂圈，他同樣批判，指現場演出的音樂模式變化不大，參與的樂手不多，場面總是「熟口熟面」。

「難道香港是沒有太多人玩音樂嗎？」KK寫道。

如今提起這些文字，KK指當時「只想咆哮一下」，他眼見獨立音樂在外國可成為另類主流，香港的市場卻是小得可憐，容不下少數聲音。「就如現時社會的狀況，」他說。

但對KK來說，高山劇場的金屬和搖滾演出，內容太過單一。他嚮往的是像本地一班獨立樂手在1989年合作、無經廠牌自主出版的《集感》卡帶合輯一樣，能容納多元聲音的載體：有不同色調的電子音樂、工業，也有獨立搖滾。

於是KK和朋友將自己舉辦的活動叫作「Come Together Live」，以中文名字裡的「混合」為重點。他們在1994年2月舉辦的這場演出，有Debacle的重金屬，玩電子的Juno，也有Nerve的工業噪音。意外錄得幾百人入場，KK決定再戰一城，同年8月在灣仔修頓室內運動場多辦一場，再次找來AMK：那支混合了搖滾－民謠－瞪鞋－電子－中文－英語的樂隊。

AMK

……早期結他主導的獨立搖滾，帶點英倫味，配上廣東話歌詞，唱出香港青年生活在中西夾縫的視角……

AMK，原名Adam Meets Karl（即《國富論》作者Adam Simth和《資本論》作者Karl Marx），據成員麥海珊所說，AMK眾人是在1989年10月一場記念中國八九民主運動的音樂會中互相認識，之後便很快投入共同創作，參與本地音樂不同合輯。（請參見端傳媒報導：《革命時刻，藝術已失效？香港藝術家對六四的12種記憶》）

到1991年，樂隊正式改名為AMK，翌年透過獨立廠牌Sound Factory發行首作《Love EP》（廠牌編號「INDE01」）。到1996年發行最後一張專輯《勁歌金曲大雀局》為止（廠牌編號「INDE05」），共留下近50首錄音作品。

撇除驚人產量，AMK一支樂隊所涉獵的音樂元素，在香港場景中也是無雙：早期結他主導的獨立搖滾，帶點英倫味，配上關勁松的廣東話歌詞，唱出香港青年生活在中西夾縫的視角。

世界太混亂　空氣令我頭暈
到處滿紛爭　叫我難信任
世界太混亂　資訊令我頭暈
我以我的心　尋求夢與真

——AMK〈Hey Hey Hey 我愛您 〉

成立未久，鼓手退出，AMK就找來一台鼓機，給予它「玲玲」的名字，視作第四位成員。所以日後作品又多了一重電子音樂的玩味。光聽1993的《EP Boxset》專輯，就可以下大量標籤：實驗、獨立流行、民謠、慢核、器樂、瞪鞋、電子舞曲、龐克、後搖滾⋯⋯

但在一切變化背後，始終有一股銳利的自主意識，貫穿AMK的作品。

香港早年的搖滾樂隊，大多停留在模仿外國音樂的狀況裡，或會配上中文歌詞，但題材甚少觸及社會意識形態。能進唱片公司留下錄音作品的，更多是以愛情、理想等空泛概念為主題。袁智聰將這段時間比喻為香港獨立音樂場景的「口腔期」：那時樂手還未找到屬於自己的音樂語言，就算有訊息想要表達，比如Beyond的反戰歌，也未必能連接上現實事件。

到1990年代，袁智聰觀察到有些樂隊開始運用社會觸覺，貼地回應本地議題。以AMK的作品〈不歸家的女孩〉為例，當時有媒體稱呼邊緣少女為「老泥妹」，暗示她們行為不檢點，滿身污垢。「AMK覺得媒體是要貶低那些女孩，就用上了文雅的（稱呼），」袁智聰說。

雜誌專題缺德的戲弄　又何時可終
涼沒有沖　都不致被綽號侮辱戲弄
不緊要　現實不重要⋯⋯
求讓你知　這不會是永沒了斷的詩
風吹過　又可活過

—— AMK〈不歸家的女孩〉

正當聽眾越來越多，1994年8月的「Come Together Live」卻是毫無預警地，成了AMK最後一場公開演出。KK說自己也是在演出後才知道這組傳奇樂隊決定解散，後悔當年沒有為他們舉一場更大型的演出：「在此之後，我再也沒有舉辦任何音樂會了。」

多年後AMK向袁智聰解釋，他們覺得台下觀眾只顧跳舞，而不是吸收歌曲的訊息，他們「無意淪為一隊派對樂隊」，因而不再作現場演出。1996年發行最後一張專輯後，AMK和廠牌的合約完結，正式解散。

之後碰面，KK曾問關勁松會否復出，對方只道「不玩了，收山了」。「我看着他的眼神，確是有點猶疑的，」KK憶述。

KK也是在演出後，才知道這組傳奇樂隊決定解散，而他自己也在此後「再也沒舉辦任何音樂會了。」

2023年2月24日，關勁松因病離世。昔日團員上載舊照片和場刊，包括1994年兩場演出的宣傳品。亦有朋友將他在私人場合或特別日子的演出錄像公開，其中一段是這樣的：在一片結他音牆中，身形瘦削的關勁松對台下說：「睇下個錶都差唔多夠鐘返屋企喇（看看錶都差不多到時間回家了）」，暗示接下來要唱的是AMK名曲〈請讓我回家〉。

「多謝你／禮貌地／侮辱我／全沒顧忌⋯⋯」在這將近三十年後的演出裡，唱到間奏，關勁松的手忍不住彈起「空氣結他」來；同台的my little airport主唱阿P拿著酒瓶微笑搖擺，沒在彈身前那電子琴。歌唱到一半，一名熱情的觀眾衝到台上搶咪，關勁松和對方跳舞，直到表演在一片噪音中結束。

或許悼念一位如此特別的獨立音樂人，最好就是記著他在現場，在音樂中的姿態。

ARCHIVAL

阿靈：「我覺得自己有一部分停留了在那裡，現在周圍也找不到那感動。」

上載影片的人叫阿靈，AMK解散那年他18歲，剛開始看演出，沒能趕上最後一次公演。雖然1990年代是香港獨立音樂場景的活躍時期，但對後來的人來說，亦是紀錄的盡頭。

阿靈說，當年地下場景較小，有種孤獨感。會看表演的人不多，經常是不同樂隊成員「你看我，我看你」。莫說是進錄音室、發行專輯和巡迴演出，1990年代的香港獨立樂隊連最基本的記錄也不一定能做到。

阿靈解釋，在1990年代的香港，玩樂團是沒有經濟誘因的事，不少人在大學畢業後就會放棄。KK也曾提到，那時很多樂隊能表演已經很滿足，甚至不會要求演出費。由於票價通常不到100港幣，門票收入有限。反觀現在，一張本地演出門票動輒數百港幣，也有獨立主辦單位願意以拆賬形式，給予樂隊數千甚至上萬港幣的演出費。

就算能累積觀眾，或是在比賽中得獎，袁智聰說當樂隊的出路也有限。技術好的進入唱片工業，成為職業樂手，不然就慢慢淡出，成為「都市傳說」：偶爾有人提起，但證據總是含糊不清。他以達明一派成員劉以達在1980年代曾組過一支叫DLLM的樂隊為例，也是近年才有人把舊demo上載，讓人一睹這怪獸的形狀。

相對今天，幾乎每場演出都有人用電話拍攝記錄，甚至會有觀眾埋怨，眼前只見一片「手機海」。就算沒有經費進錄音室，一台手提電腦配上簡單的錄音設備，亦能錄到品質不錯的demo。如果樂隊解散，這些檔案尚可證明他們曾經存在。

就算想讓更多人認識這些活躍於1990、2000年代的香港地下樂隊，阿靈覺得自己手上也缺乏證據，只能一味說「好勁」（好厲害）。「好像是假的，好像沒有發生過，只是活在親眼見證的人（的記憶中）。」

那時最吸引阿靈的樂隊是書卷味重，由英華書院學生組成的Chaos，以及後來的Kind People。兩組樂隊都沒有錄製專輯，留下零星錄音作品分散在不同合輯裡面。

Chaos和Kind People解散後，阿靈將他們自製的場刊掃描、存檔，保留其手寫筆觸，以及青澀的文字。他和朋友又從同年代的人、或樂隊本身，輾轉得到一些錄影帶，經數碼化後上傳到YouTube，補充本地獨立音樂部分歷史。除了阿靈的頻道， YouTube上也有如香港地下樂隊大全及VivaErotica等，存檔香港音樂及現場錄像的用戶。

會積極存檔，是因為阿靈覺得這些音樂、樂隊，是成長中不可分割的回憶。「我覺得自己有一部分停留了在那裡，現在周圍也找不到那感動，」阿靈說，「有人常說，在18、19歲為你帶來衝擊的音樂，就把你鎖住，不是所有人都能接觸到新的東西並且受到觸動，只能說自己是個老屁股。」現在看現場，他承認自己總是像戴了一副濾鏡，尋找令他想起90年代、本地音樂的元素。

簡妙如：「世界上獨立音樂場景大量出現是在1990年代前後，錄音、影印機等DIY器材更為便宜，才有可能創造主流音樂市場之外的場景……」

要到2010年代，香港才出現像Music Surveillance一樣，大量、並且無差別記錄香港現場音樂的單位。這個由攝影師成灝志營運的單位，在過去十多年間，累積數千場演出的錄像和硬照。但受人手、資金和時間所限，沒能逐步整理、公開。

在台灣研究獨立音樂的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簡妙如指，紀錄往往和場景參與人數掛鉤，要是不能聚合足夠參與者，則難以各式方法，如媒體報導，或是私人的錄影、錄音、文字或照片，為特定時空下的作品存檔。

「世界上的獨立音樂場景大量出現，幾乎是在1990年代前後，因為錄音、影印機等DIY器材更為便宜，才有可能創造主流音樂市場之外的場景，」簡妙如說。「另一方面，網路是1995年後在全世界啟用，2005年之後才有較多好用的部落格及社群媒體，因此2005年前的獨立音樂場景，很難有好的紀錄，也很難在網路上找到資料。」

對於獨立、小眾的場景來說，簡妙如覺得無論是錄音、刊物或海報等不同形態的材料，都是值得記錄、存檔的：「這些紀錄會讓後輩、年輕一代的愛好者，有機會接觸，仍會喜歡，也有機會延續場景，或對場景再有創新。於是，就算場景已成為歷史，仍然是有故事可以被傳頌及挖掘。」

ANOTHER ROUTE

Nic：「你可以是來自任何地方的樂隊，跑到世界各地，都會找到有類似音樂品味和想法的人。」

也是在1990年代，正當一群說廣東話、在香港本地文化中成長的青年透過媒體和現場演出，開拓屬於香港的獨立音樂場景；另一群以國際學校為中心的少年，則試圖直接打通國際迴路，連接外國的龐克和DIY網絡。

在1990年代初，Nic和Ben Tse兩兄弟在滑板影片中首次聽到美式龐克。在讀中學的他們被高速、直白的音樂吸引。再透過當年在香港Tower Records流通的小誌，他們認識到獨立廠牌、巡迴樂隊和DIY文化這些來自「平行宇宙」的東西。

有次Nic留意到唱片內頁一個美國廠牌的通信地址，就寫信給對方。他沒想到會收到回信，更沒想到對方會請才16歲的自己為美國龐克樂隊All You Can Eat在香港辦演出。「對聽搖滾或金屬的人來說，可以和樂隊有私交，對方『放下身段』和聽眾來往，是一件出奇的事，」Nic說。

那時Nic對辦演出沒有概念，只知道要為樂隊安排場地和住宿。「他們需要住的地方，而我只知道重慶大廈，」於是Nic跑到重慶大廈訂房，又到灣仔一家酒吧訂場。Nic說對方只是想要演出，書信來往中沒談到錢，或者要如何應付開支。

雖然場地狹小，器材亦乏善可陳，但Nic說樂隊依然交出一場出盡全力、高水平的表演，然後一個想法在他腦海中萌芽：「你可以是來自任何地方的樂隊，跑到世界各地，都會找到有類似音樂品味和想法的人。」

不約而同，Nic和Ben嚮往的美國龐克和DIY文化，著重將音樂帶到各地觀眾面前，主動散播批判思想，透過在地網絡回應社會現況。為此，這些樂隊穿州過省，由某人家的地庫，演到教會禮堂、保齡球場、廢棄倉庫⋯⋯

中學畢業後，兩兄弟到澳洲升學，參與當地一個叫Callous的樂團，經歷了進錄音室、和團員開車跑巡迴演出的日子。到1998年，Ben先回到香港，而Nic則是搬到美國工作，以及參與當地獨立樂團。

Nic & Ben：「每天你得把器材搬出搬入，通宵開車往下一個場地，在地板上睡覺……」「亦不保證會有很多人來看你的演出。」

「回到香港之後，我覺得這裡的人沒有類似的體驗，所以很難讓更多本地的年輕人投入這種音樂，」Ben提到，香港樂隊荔枝王的巴基斯坦裔主唱Riz，就為了在本地推廣硬核龐克而學習中文，寫廣東話歌詞。

另一邊廂，Nic感受到作為巡迴樂手的壓力。「看似很華麗，但每天你得把器材搬出搬入，通宵開車往下一個場地，在地板上睡覺⋯⋯」他說。「亦不保證會有很多人來看你的演出，」Ben插道。

「在某些演出，他們甚至會在門口問，你是來看哪隊的，再按這來分錢給樂隊。」Nic說收入有時只夠應付到一下個城鎮的汽油錢，但在美國，不少樂隊巡演純粹是想玩音樂，把它帶到新的地方。反觀香港，兩人覺得生活壓力本來就較大，很少人會願意過這樣不穩定的日子。

回流香港後，Ben和Nic於2005年組成The Lovesong，以DIY精神為行動基礎，音樂深受美國後硬核和情緒搖滾場景影響。帶控訴性的聲線、以及兩把層層交織的結他都是這個樂隊的標誌。即使在香港玩音樂面對諸多限制，The Lovesong仍以DIY方式錄音、發行專輯，再展開亞洲巡演，曾到新加坡及泰國等地演出。但就算是在最活躍的日子，在原生地香港，他們仍是場景中的少數。

到2010年，結他手Ephraim Bano移民離港，The Lovesong進入無限期休團。雖然每隔數年都會在香港重聚、演出，但日子久了，The Lovesong慢慢成為某些人心中的「傳奇」，而Ben和Nic也慢慢將時間投放在別的樂隊。

卻是在2023年，經過四年的沉寂，The Lovesong意外地遇上一群新聽眾。

2ND CHANCE

「2023年3月2日，The Lovesong在旺角一家時租排練室為幾天後的音樂節演出作最後準備。多年來，他們都沒有自己的排練室，每次練習都得背着器材到琴行報到。

Ben現在是電台播音員和節目主持，Nic有自己的紋身工作室，Ephraim是兩子之父，而鼓手李一丁則是在大型唱片公司擔任製作人，也在演唱會中也樂手身份出現。

透過門上的小窗，可以看見The Lovesong成員的背影，他們用比平常安靜的音量演奏一首叫〈The Lonely Road〉的歌，像是在細心聆聽對方發出的聲音，互相確認歌的走向

這首歌來自另一支香港樂隊Whence He Came，Nic、Ben和Ephraim都曾是成員。作曲的Joshua Wong和他們背景相近、一同成長，卻於2020年因癌症去世。

「Remember to forget her⋯⋯」有別於Joshua偏高的嗓音，Ben以自己的方式讀出歌詞，疊加了以回憶為題，字句的重量。

來到音樂節現場，台下有不少年輕的觀眾。儘管這些歌在他們成長中缺席，他們透過衝撞、大聲唱出歌詞，表達對演出的投入。透過網絡社群，他們重新發現The Lovesong的音樂，在音樂節云云演出之中，特意來到這裡。

來到演出中段，Joshua的照片出現在樂隊身後的屏幕上，〈The Lonely Road〉的前奏響起。在人海中我認得不同時期，在音樂中相遇的人。我們的表情變得複雜，淚水奪眶而出。

This cherishing of memories is slowly destroying him Grasping the past with a tightening fist, he lets go⋯⋯

—— Whence He Came〈The Lonely Road〉

如果在這樣的城市，玩音樂是以消逝為前題的事，我們倘可在悼念和重生之間偷一口氣。

特此鳴謝文內所有受訪者，無私分享寶貴資料，促成這篇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