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4年3月18日晚間，一群不滿國民黨立委張慶忠以30秒通過「兩岸服貿協議」的學生及公民團體，衝進立法院癱瘓議事，並展開為期24日的公民運動，台灣社會也因著這種全面性的運動受到劇烈搖晃，那股盤據街道對峙的餘熱，依舊瀰漫至今。
一念之變，十年之途，當年的運動者如今有著截然不同的際遇，各自走出不同的人生，台灣政治版塊在太陽花學運後亦面臨重組洗牌，公民社會隨之興起、茁壯與健步邁前，持續在後太陽花時代吹拂台灣社會。如果記憶有期，十年之後，你還記得哪些？如果記憶無法抹消，參與者又如何與其相伴？端傳媒將自3月13日起，刊載太陽花學運十週年系列文章及特製頁面，向著記憶的碎片發出回聲。
（黃哲翰，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WFTA）成員；喬瑟芬，文化工作者、非政府組織成員）
太陽花學運（編按：在台灣亦常見以佔領立法院的3月18日稱為318學運）對台灣而言，是一場關於覺醒與改變的巨浪，在帝國夾縫裡，選擇從中國轉身，走向世界；而推起這場巨浪的深層暗流，則來自台灣民間社會力被迫抵抗中國以商圍政的策略下、於馬政府時代迅速白熱化的主體性危機：兩岸整合統一的弦外之音蓋過了本土認同；黨紀與技術官僚思維的專斷越過了民主憲政；政商買辦集團的活躍，剝奪了民間對社會經濟改革的期待。
自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起，民間社團藉由國家主權、環境保護、居住正義、性別平權、勞權、反媒體壟斷、程序正義等倡議運動漸次結盟，最後動員出一股同時聚結了「台灣認同」、「民主憲政」、「社經改革」三項旨趣的龐大政治力量。
這股新興的政治力量突破了80年代黨外運動以來、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介民所稱之「克勞塞維茲的魔咒」（吳介民，2002）——來自民間的進步改革力量不再是政治本土化運動被工具化的附庸，社會力自主地實現了對政治社群（主要是民進黨）的彎道超車，一時之間成為主導台灣政治改革方向的最大力量。
如此也使得台灣認同與國家主體的想像不再由傳統的台獨運動一家專賣，其跨出原本政治社群框架（「藍綠」、「統獨」對抗）的同時，也獲得了巨浪般的群眾基礎。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吳叡人以「黑潮」喻之（吳叡人，2016），此一透過反抗精神與一系列進步改革旨趣所集結而成的廣大社群共識，標誌著以台灣為國家主體之「公民民族主義」的成熟。
以「黑潮」為基礎的台灣公民民族主義所突顯的是，社會自主（social autonomy）成為「覺醒」與「改變」之舞台上的主角，也因而能與國家及政黨分庭抗禮，真正落實了台灣從民主化到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的這段期間始具雛形、但卻遲遲未得穩固的「國家機器／政治社會／民間社會」三元結構（吳介民，2002）。
換言之，所謂太陽花的「公民覺醒」，若以台灣政治史的長鏡頭來鳥瞰，它正是長期以來搭掛在本土政治運動、習於被後者所代言的母體社群，從被動沉默轉向獨立自覺、並開始自發行動的歷史轉折。
然而，從十年後的距離再次回顧太陽花，這場公民覺醒的高光時刻，毋寧更像是理想短暫的靈光一現，雖激起沛然四溢的社會力，但在其隨後凝聚並建制化的過程中，曾參與其中的人們，依然無法免於遭遇歷史的曲折弔詭。
運動退場回歸日常選舉後，社會力隨著民進黨於2014及2016年兩場選舉的大勝，再度遭遇了2.0版的「克勞塞維茲魔咒」：明星化的太陽花運動世代，從街頭被吸納進民進黨的幕僚室與側翼、「第三勢力」在中國因素內外進逼（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大勢下則難以另闢空間。
隨後從2018年起，美中對抗白熱化大大改變了太陽花前使社會力開始凝聚的改革旨趣：安全議題的急迫性蓋過了社會改革、2018年進步陣營在十項公投的慘敗，使得部分政治上的本土認同開始與之「割席斷義」；2020年後疫情與晶片戰的大局，更加速讓台灣認同的重心從公民審議之民主憲政與社會改革的議題上轉移至國安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