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中美貿易戰：爭論輸贏無意義，測量痛感有價值

中美貿易戰正式開打，爭論「誰贏誰輸」毫無意義–基本經濟邏輯在劇本展開之前就寫下了雙輸的結局：各類估算顯示中美經濟總量在未來數年內由貿易戰造成的損失在0.5%至1%不等。

考慮到中美作為世界最大兩個經濟體，GDP總量佔到全世界30%，1%絕不是什麼可以忽略不計的損失。有些人可能認為，如果中國比美國少損失一些，那便是中國「贏」了貿易戰。這好比說兩人打架，斷了兩根肋骨的「贏」了斷了兩根肋骨和一根手指的–只推薦作為精神勝利法使用。

輸贏之爭雖然沒有意義，但是兩國不同的「痛感」卻值得關注。痛感是一個主觀的概念，感覺更痛的一方並不一定是損失更大的一方，但痛感卻可以改變行動。舉例來說，在越南戰爭中，美國的軍力佔壓倒性優勢，如果僅僅以控制的土地面積或者損失的人員來衡量，美國絕不是輸的哪一方。但是美國的國內政治反饋機制（反戰運動）卻導致與北越相比，美國的戰爭痛感更大，因此必須首先妥協。如今的中美貿易戰也好比一場互掐的「忍痛大賽」，雙方得都喊痛才能彼此停手。

中美的痛感何時超過忍耐範圍，將決定這場對峙何時會出現和解窗口。但是如何觀察這看似虛無縹緲的「經濟痛感」？這裏有兩個關鍵維度：經濟週期與政府援助。中美兩國在這兩個關鍵維度上的不同特徵將直接影響貿易戰對兩國造成的經濟痛感，而最終影響雙方未來的策略。

經濟週期：美國上行中國下行

如果兩個經濟體，如中美這樣，正好處於相反的經濟週期之中，那麼處於下行週期的那一方，將會無法避免地感到更大的「痛感」。

「幸福的家庭總是類似的，而不幸的則各有各的不幸」。經濟活動的週期性往往讓普通人在評估自身處境時產生認知偏差。在上行週期中，就業增長，居民收入增加，企業利潤上升，經濟增速加快，總體的繁榮可以抵消個別問題政策的成本。這時人們容易忽略一些糟糕的經濟政策，對政治家的經濟主張也更為寬容。

美國當下的情況就符合這種描述：失業率接近2001年以來最低水平，GDP增速大大高於過去10年平均增速，核心通脹率逐步攀升，並在7月首次超過通脹目標–大量經濟指標顯示，美國經濟當前已經非常接近金融危機之後復甦-上行週期的頂峰。不光如此，美國國會在去年通過的税改法案，將在復甦週期之外進一步刺激經濟。税改法案在未來十年帶來近1.4萬億美元的財政赤字，算得上是給已然強勁的經濟又來了一針興奮劑（但也埋下了貨幣政策提前調整的種子，下文將會討論）。

而反觀中國，經濟正處在下行週期：近期投資、消費數據接連創下近十年最低紀錄；淨出口對GDP增速的影響，也已經從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的拉動，轉變為中性、甚至是拖累；人民幣匯率在最近幾周，更是出現了少見的快速大幅下跌；遲到的金融去槓桿，將開啟一段必要但是痛苦的轉型和修復過程。因此，貿易戰爆發的時機對於中國來說，只能用「不幸」來形容。

如果兩個經濟體，如中美這樣，正好處於相反的經濟週期之中，那麼處於下行週期的那一方，將會無法避免地感到更大的「痛感」。外部環境的惡化，對於中國複雜的國內經濟調整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甚至可能和一些國內經濟問題形成共振，比如勞動密集的出口企業經營困難，會進一步增大就業壓力。

而對於處於上行週期的那一方來說，雖然提高進口關税這樣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自然增加了消費者以及部分企業的成本，但強勁的增長卻往往會緩解一部分「痛感」。這樣就解釋了雖然大部分的美國公眾可以理解貿易戰會增加消費者成本，但是卻始終沒有民意力量阻止特朗普發動貿易戰。甚至相反，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在6月中旬與個人歷史最高點持平，達到了他在政治蜜月期（就任後第一週）的水平。臨近美國中期選舉，一些短期意義更大的指標，比如註冊共和黨選民對特朗普高達90%的支持率更是充分說明，雖然特朗普四處「開戰」，但貿易政策目前並沒有衝擊他的政治基礎，甚至還有一定的加分效果。

然而「週期」的另一應有之義，就是物極必反、盛極而衰。正如中國在多年高速增長之後不可避免地要面臨經濟減速一樣，美國的經濟反彈也不會是永遠的。雖然學界和市場對於美國經濟是否已經「過熱」尚有爭議，但基本都同意美國經濟當前已經無限接近充分就業，因此通脹抬頭只是時間問題，美聯儲也就一定會進入升息通道，以維持價格穩定。去年税改法案的刺激作用，更有可能加快美聯儲的升息步伐，提前觸發美國經濟的週期性調整。

特朗普在7月19日突然打破白宮的不干預傳統，公開向美聯儲開炮，批評其升息決定（「我們這麼努力地提升經濟但是美聯儲卻要升息，我可不喜歡這樣」）有非常清楚的政治邏輯——要知道，特朗普的全部國際經濟哲學，都是建立在「縮小貿易赤字」這個出發點上的。

而美聯儲升息的決定，一方面會使美元升值，在匯率上消解關税的作用（人民幣相對美元的貶值，抵消了一部分關税對中國商品的漲價效果），使得他的關税大棒失去威力；另一點則可能更為重要：美國貨幣政策的調整，將引導國內經濟進入調整週期，屆時經濟將放緩，失業率會升高，股市也會調整——這就會讓特朗普無法再吹噓自己的經濟「成就」（大部分和他的政策沒有關係），並提醒普通美國人，貿易戰正在提高他們的生活成本，這種經濟痛感在下行週期中還將被逐步放大。

另外，特朗普可能沒想到的是，在他的公開干預言論之後，美聯儲為了向公眾和市場證明自身的政策獨立性，反而更有動力堅定地加息。

貿易調整援助：美國薄弱中國空白

上海自貿區宣布「試點」貿易調整援助機制之前，中國在這方面一直是完全空白狀態。貿易戰爆發之後，商務部僅有一個「將新增關税收入用於幫助受美國關税影響的企業」的發言人表態，目前為止尚未見到任何實際行動。

影響中美對貿易戰不同「痛感」的另一因素，則是如何對待本國遭受貿易戰殺傷的產業。貿易政策在經濟總量之外，也會改變經濟的結構和分配方式。比如提高進口關税，會導致消費者和一部分依賴外國供應商的國內企業的利益受損，而出口企業卻會獲利。自由貿易也有常為人所詬病的一點：進口競爭往往會衝擊本國那些不具備競爭優勢的企業，導致部分區域和產業的衰落，造成分配不公平，進而發展為社會問題。貿易戰更是以短時間內貿易政策劇烈調整的形式，將這種分配效應放大。因此「貿易調整援助」，就成為了必須考慮的問題。

貿易調整援助（與貿易救濟不同，貿易救濟通常是限制進口）簡單來說，就是由政府出面提供援助，用自由貿易中「贏家」帶來的經濟紅利，幫助「輸家」渡過難關，幫助企業轉型，或者培訓失業員工，最終減輕由貿易自由化所帶來的國內經濟分配不平衡問題。在貿易戰中，如果一國能夠有效支援本國受到貿易制裁的產業，那麼對於這些產業來說，痛感勢必就會減輕。

中國是現代全球化進程中的後來者，自由貿易為中國創造的就業崗位，遠遠超過自由貿易造成的失業，所以在此前，中國並沒有太強動力推行貿易調整援助。直到2017年，上海自貿區宣布「試點」貿易調整援助機制之前，中國在這方面一直是完全空白狀態。貿易戰爆發之後，商務部僅有一個「將新增關税收入用於幫助受美國關税影響的企業」的發言人表態，目前為止尚未見到任何實際行動。

而美國農業部則在7月24日提出了一項120億美元的緊急救助計劃，旨在幫助受到關税報復打擊的美國農民。除此之外，美國自1962年起便有常設的貿易調整援助機制（TAA），有專門預算幫助受到自由貿易衝擊的工人、農民和企業。

這個項目看上去很美：理論上，因貿易自由化而失業的工人可以得到政府的再就業服務和一定的工資補貼，企業可以獲得優惠貸款，農民也可以獲得針對農產品價格下跌的政府補償。但實際上各類評估都顯示，由於政策設計的不完善，以及這個項目的「福利」性質在美國政治語境中必然引起的爭議，TAA的實際效果非常有限，同時花費高昂。雖然相比中國而言聊勝於無，但以發達國家的標準以及社會的普遍期待來看，美國的貿易調整援助機制也算得上是非常薄弱。

美國痛感不足，談判條件不成熟

貿易戰在當前狀態下沒有明顯的出口，但是，這種僵持也極有可能是暫時的。

綜合以上兩個維度，評估目前的狀況，可以得出結論：美國佔有先手，並且暫時不會妥協——國內經濟週期仍然處於上行階段，政府也有一些針對貿易調整的再分配政策，可以應付短時間的貿易衝擊。而中國正處於一個困難的經濟週期中，政策層面也幾乎沒有任何通過再分配來減輕貿易衝擊的手段，這意味着中國有較強的動力尋求和解，但卻「一個巴掌拍不響」，難以得到美國的回應。於是，貿易戰在當前狀態下沒有明顯的出口。

但是，這種僵持也極有可能是暫時的。如前所述，美國的經濟週期已經接近拐點，國內再分配政策雖然不是空白，但遠遠不足以應付當前規模貿易戰帶來的長時間衝擊。因此作為發起貿易戰的一方，一旦特朗普意識到自己無法阻止美聯儲調整貨幣政策，而長期貿易戰又超過了國內再分配製度的承受能力引發政治版塊移動，那麼美國的妥協意願屆時也就會上升，貿易戰也才會迎來談判窗口。

（楊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