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今年在施政報告中，將創新及科技獨立成章，而且投放相當『大手筆』。」1月15日，香港政府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對記者說，一臉自豪。
特首梁振英1月13日剛剛宣布預留20億元成立「創科創投基金」、20億元成立「院校中游研發基金」，再加上5億元成立「創科生活基金」，投資數目之大前所未見。繼2015年底創科及科技局成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亦宣布來港建立「創新中心」後，現在又加上這筆巨款，難怪梁振英信心十足地說，2016年是創新及科技的「開局年」，楊偉雄亦樂得馬上和應。
梁振英對香港創新科技寄予厚望，最愛掛在口邊的成功例子便是「大疆創新」。這家公司創立於2006年，生產現時風行全球的無人機，據2015年路透社數據顯示，大疆在全球擁有7成市佔率。2014年，大疆銷售額高達30多億元人民幣。
現時，大疆的無人駕駛飛行器在全球得應用日趨普及，除了用作空中監察、高空攝影及搜索拯救之外，還開始在大眾市場使用。大疆無人機主打價廉物美，市場同類型單架價值約十幾萬元人民幣，大疆出產的小型飛行拍攝器只售約七千元。
大疆成功普及科技的經驗，曾被多份外國媒體報導。2015年5月，美國《紐約時報》就深圳創新公司作出專題報導，指大疆是目前最受國際投資者追捧的公司。大疆研發的無人機「Phantom2 Vision+」被《時代》週刊評為「2014年度十大科技產品」；去年《經濟學人》雜誌發布的「全球最具影響力機械產品」，大疆也是唯一入選的華人產品。
香港特首梁振英便一直引用大疆的成功，作為香港創科的「代表作」。去年9月， 他甚至在網誌呼籲科大學生畢業後，如果從事創新科技事業，都學習大疆的始創人汪滔。
「我祝願科大同學們，以汪滔為榜樣，創出一番科技事業。」 2014年5月，梁在深圳親自與汪滔見面後，當晚就發出一篇網誌專談大疆，讚汪滔是「香港培養出來的年輕科技企業家」。後來《南早中文網》報導，那次梁振英為見汪滔一面，連深圳市政府請吃飯都不去，「買了漢堡就在車上吃」。去年，汪滔更被梁委任為「創新及科技諮詢委員」。
政界學界熱捧大疆成功方程式
35歲的汪滔在杭州出生，與香港唯一的的淵源是大學本科和研究生課程都在香港科技大學完成。
汪滔2003年自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退學，被香港科技大學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學系錄取。2006年，仍在科大攻讀碩士的汪滔，與兩名同學創立大疆，開始埋頭研發生產直升機飛行控制系統。他的導師李澤湘教授沒有放棄這個長期曠課的學生，還為汪滔找尋投資者和合作夥伴。
梁振英稱汪滔為「香港培養出來的年輕科技企業家」，科大校長陳繁昌則甚至表揚說，「汪滔是香港的Steve Jobs（喬布斯）」。
陳繁昌見證著汪滔從科大畢業後，到深圳創業的經過。2006年汪滔在香港註冊成立「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用的是他在科大獲得的獎學金；但他付不起香港高昂租金和人工，2008年在深圳蓮花北租了一所破舊民居進行研究。2011年，負責推動科技商品化的「科大創業中心」決定幫助汪滔，以低廉租金向大疆出租辦公室，就是與深圳政府合辦的產業孵化基地「深圳產學研基地」辦公室。2012年底大疆推出無人機「Phamtom」，行銷全球。
香港加深圳，全世界很少有一個地區可以集合全部優點。
「汪滔在香港接受教育、註冊公司，卻將總部和生產基地都設在深圳，是深港在創科領域上兩地合作的最佳例子。」陳繁昌對端傳媒記者介紹說。
這位大學校長又進一步將香港比喻為「深圳旁的矽谷」：「蘋果電腦和手機，設計基地都在美國Cupertino（庫比蒂諾，位於美國加州，「矽谷」核心城市之一），但在深圳製作。香港可以同深圳互補，深圳有很多優勢，但大學教育香港比較優秀。香港加深圳，全世界很少有一個地區可以集合全部優點。」
梁振英大力推崇汪滔的成功經驗，陳繁昌也視之為「港深合作」的範例，二人都認為，這是香港創科的未來出路。
商界巨頭：香港「好橋」，深圳生產
不僅僅政府和學界這樣看，商家也有相似觀點。2015年11月18日，中國科技巨頭阿里巴巴集團宣布在香港成立10億「香港創業者基金」，為本地香港的創業青年提供初創資金和「指導」，然後幫助企業進軍內地及全球市場。
成立當日，基金董事、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接受端傳媒訪問，他提出的創新科技企業成功例子又是「大疆」。他認為，大疆到深圳發展，代表香港創新科技公司未來大趨勢。
「幾年前我還認為香港要搞創新科技太難了！」陳智思對端傳媒記者回憶說，2008年到美國加州出任大學董事，他順道到矽谷，驚訝發現一個地區如何開展創新文化，和香港相比簡直是兩個世界。
「那是一個人人都講『創新』的地方，那裏的人也容易接受新東西。譬如餐館點菜是用App（應用程式），Uber（優步，那時我想，香港人不容易接受新文化！）當年陳智思眼內的香港，只專注金融、地產，不可能成為下一個矽谷，「在機場翻開香港報紙，新聞每天都只講股市升跌。樓價節節上升，香港人有錢都拿去買房子，創業始終不是主流。何況租金高、成本高，就算香港人能創業，如何生存呢？香港市場太小，如果創業者只是在香港經營，根本無法生存。」
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2010年時香港只有約1%的就業人口從事科技業，足證創新科技規模小的可憐。
自2000年開始，港府開始發力：先後成立創新科技署、創新科技基金、應用科技研究院、科技園公司，又建成數碼港；2004年開始，又不斷擴張科學園。2009年，時任特首曾蔭權提出發展六大優勢產業，其中包括「創新科技產業」，鼓勵企業向高科技和科研投資。
到了2013年，美國商業雜誌《福布斯》列舉四個新近冒起的科技重鎮時，香港排名緊隨矽谷和紐約之後，被稱為「全球最值得留意的新興科技城市」，力壓華盛頓、倫敦、「以色列矽谷」特拉維夫。
到了2015年9月，香港科技園公司已經扶持了超過370家創新科技公司，還有220家現正培育。同一年，在《全球創新指數》中，香港更排名亞太地區第二位。
我們是國際城市，不同地區的思維，中西Crossover（合作），可以令創業者想到『好橋』（好主意），尤其和內地人想的有少少不同（有優勢）。
單憑數字來看，香港創新科技的成績單似乎不錯，但在陳智思眼中，多年來都沒有足夠的市場需求吸納這些產業。陳智思認為，「所以香港要與周邊地區，即深圳合作，進一步製造優勢。」
在陳智思看來，香港最大的優勢就是能培育相關人。「現在各地企業都看重香港的科研人才，我們是國際城市，不同地區的思維，中西Crossover（合作），可以令創業者想到『好橋』（好主意），尤其和內地人想的有少少不同（有優勢）。」
阿里巴巴集團創始人馬雲去年2月來港時，也這樣形容香港，「機會很多...... 香港的地理位置、歷史、金融、法治，還有完善的大學教育，目前中國大陸沒有太多這樣Knowledgeable（富有知識）的學生。」
陳智思說，「內地資金肯定比香港多，科研設施也多。現在的企業也會到深圳發展，就如大疆。」
MIT: 發揮香港「鄰近中國」的優勢
在阿里巴巴宣布來港的同一個月，美國頂尖大學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簡稱MIT）也宣布來港設立全球首個「創新中心」。MIT目標是將香港學生的創新意念推出市場。措施包括：協助學生籌辦商業計劃、安排學生與企業家互動等。
香港和深圳合作，就可以創造出『合作』、『連結』和『生產』的空間。
公布計劃當日，候任創新中心總監Charles G. Sodini教授也在現場。Sodini和香港早有淵源，素來研究香港電子工業的他，1997年與其他學者合著《Made by Hong Kong（香港製造）》。書中點出香港最大優勢，是毗鄰深圳和珠江三角洲的方便。
「香港創新科技工業應該結合深圳和珠江三角洲的生產力，我1997年已經這麼說。」Sodini對端傳媒記者說著前三者一樣的話。「深圳擁有最先進的生產設備，可以在一天之內將研究模型量產。香港和深圳合作，就可以創造出『合作』、『連結』和『生產』的空間。」
大疆的成功經驗，在Sodini看來也是港深分工合作的結果。「將來香港創新中心的學生們畢業後，可去不同地方創業，我們期待他們會選擇中國、美國甚至亞洲各地的不同地方開業。」他認為創新中心的畢業生未來必定會離開香港。「香港需要掌握『鄰近中國』這種特殊優勢。」
當夢想照進現實，深港合作不容易
以上四大創科巨頭，都一路推舉香港在創科產業上與深圳互補合作，深圳政府也不遺餘力，招攬香港科技人才北上創業。例如調低創新科技企業所得稅至15%，比一般企業的20％-25%低；創新科技企業優先獲得深圳政府機構的訂單等。
2014年12月，深圳前海開設了「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以協助創新企業孵化加速為目標。截止去年12月，已經有52間香港企業加入。獲選團隊最高可以獲200萬元人民幣資助、辦公場地首年免租和以低於市價租金提供宿舍。
Printact公司創辦人吳卓光是進駐深圳前海的香港企業之一。2013年，他和朋友梁榮傑研發3D打印技術，翌年12月被邀請進駐前海，看準的是內地的資金。「內地比香港較容易找到投資者，很多項目如果融資額在100萬人民幣以下，不難找到投資。」
深圳的生產技術也非常吸引吳卓光。「深圳華強北路是世界最大的零件集散地，幾乎所有零件都找得到，買完可以立刻做研發。」吳卓光說，與之相比，「香港製造業已經式微，就算有工程師也找不到工廠生產及加工。」
公司安在深圳，吳卓光也感受到鄰近內地市場的方便：「我們目前合作的生產線在長三角附近，在前海創業，可以減少中港跨境溝通的麻煩；而且透過前海業界人士的介紹，我們未來也可以嘗試找其他更優秀的內地工廠。」
但與上述優勢相比，吳卓光感受到的，更多是「港深合作」的困難。
兩地文化的差異常常讓他頭痛非常。吳卓光回憶說：「中國大陸不如香港重視規矩、程序，很多會議和活動提前兩三日才通知，最後一刻才確認所有安排，而且大部分活動都不會準時開始。」
而對科技企業來說，最致命的，還有內地資訊封鎖。「很簡單，單是無法上Facebook和Google，已是最大問題，關於香港和海外市場的推廣，就沒法在深圳處理。」無論是市場推廣，還是更基本的創意發生與技術革新，資訊流通都是一切創新的最基礎。「但始終內地互聯網的生態是十分特殊。」吳卓光無奈地說。
在吳卓光看來，大疆很難稱得上是「成功模式」，只能算是個異數。「對於香港創新業界來說，大疆其實不算是成功的榜樣。不是大疆不成功，而是他不算香港本土企業。」他冷淡地說，汪滔被梁振英標榜「香港培養」，但他認為該公司的始創人始終是土生土長的內地人──更適應內地的特別規則與文化。
「我不肯定大疆是不是一個可以重複的模式，除了他以外，你還可以舉到其他相似例子嗎？我不知道香港剛畢業的同學，用同樣方式是不是一定會成功？」在採訪中，他不斷地反問。
我不會說在深圳創業就會成功。因為互聯網時代市場全球化，不會只靠單一市場，在內地、歐美、星加坡、甚至台灣也可，哪一個地方有利公司發展，我就會去哪裡。
在前海的免租期一年後，吳卓光暫時留在深圳發展，但他也有考慮搬回香港：「香港製作硬件的創新科技公司與內地合作始終不可避免，香港進行大規模生產，成本太高了。但是如果香港科技業界推行『再工業化』成功，我們可能會選擇將生產和檢測搬回香港。」
吳卓光認為大疆這種「英雄式」的例子，對香港與內地結合的創業環境起不了什麼有意義的作用。
「大疆有他可取的地方，但他的成功很取決於天時、地利、人和。我不會說在深圳創業就會成功。因為互聯網時代市場全球化，不會只靠單一市場，在內地、歐美、星加坡、甚至台灣也可，哪一個地方有利公司發展，我就會去哪裡。」吳卓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