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個月，也許大家早已察覺到，街上佈滿了不同的臉孔：它們有時被貼在商店的門外，有時被掛在街市豬肉鋪的瘦肉旁，有時又被夜總會性感美女的海報圍着，有時又被冷落在黑暗的後巷之中。香港的區議會選舉期間，這些候選人的政治宣傳海報、單張、橫額和旗幟，幾乎一下子像浪潮般湧了出來，淹沒各屋邨商鋪街市道路。這些平時難得一見的陌生臉孔，連名字都喊不出來的候選人，就只能透過不斷複製的樣貌，讓選民留下一絲卑微的印象。
雖然政治肖像從來是建構形象和權力的重中之重，但這類區選的「宣傳臉孔」卻只能最基本地提醒大家候選人的存在，那些「西裝專業斯文LOOK」、「美白親民活力叔」的形象完全談不上印象深刻。他們當然不是輕視形象設計，造型和拍攝肯定是他們選舉工程中的重要一環，只不過基於選舉經費的上限規定和區選的不被重視，以及面對地方選民的功利實際傾向，他們都認為無須再花心思和資源搞大龍鳳，來增強自己的形象（中出羊子大概是今年的例外）。結果，這種短促、瑣碎、傾向偏平化的政治街頭肖像，大概也反映着這個地方選舉架構和規劃支離破碎與不被重視的特質，也暗示着區選的選民可能從來都不太注重候選人的外表形象（他們是誰？），而更注重所謂的「地方耕作」。（他們能被親身接觸嗎？他們又為社區做過什麼？）但這種形象，真的不重要嗎？
據《蘋果日報》報道，港島華富二區的民主黨資深區議員柴文翰認為，過去幾屆建制派議員都運用了不同策略挑戰他的議席，其中一種招數，是以樣貌混淆視聽：「民建聯的黃才立2008年落區以來，無論是髪型、衣著和眼鏡等造型上都跟他極度相似，單張上的相片也非常相像。他道：『有啲街坊真係分唔開，今朝先有街坊問我係咪姓黃』。」先不論候選人是否真的「以貌混人」，但從這例子來看，區議會候選人知名度低，外觀和形象的絲毫分野其實可變得相當關鍵，因為選民隨時可能「認錯人、投錯票」。肖像，在這裏還原為最基本最務實的功能：描述外觀。
區議會候選人知名度低，外觀和形象的絲亳分野其實可變得相當關鍵，因為選民隨時可能「認錯人、投錯票」。肖像，在這裡還原為最基本最務實的功能：描述外觀。
如果把討論跳到層次最高的總統或領導人選舉，情況就顯得很不一樣，但卻無阻外表的重要性。最高首長通常不輕易被群眾接近，處理的事務和政策既廣濶又抽象，而傳媒對於這類重要的選舉也會加倍關注和報道。於是，選民除了靠所謂的政績來決定投票意向外，形象設計彷彿是另一個左右大局的關鍵，最經典的個案莫過於美國第16任總統林肯。
在1860年這個攝影剛剛發明不久的年份，林肯已很有意識地利用自己的肖像來作競選攻勢。他是第一個美國總統候選人以印製大量的個人肖像來作政治宣傳，他甚至找到當時得令的商業攝影師Mathew Brady來為他造像。在共和黨提名林肯作為總統候選人的大會上，他的支持者在包廂向觀眾席灑下林肯的肖像單張，引起所有黨員的哄動。這策略當時看來確是一種冒險，因為外表的好壞實在見仁見智。事實上，後來他的部分支持者一看再看他的肖像照後，漸漸產生一個有趣的念頭，更去信給林肯建議：「請您留鬍子並穿著企領」(cultivate whiskers and wear standing collars)，來改善外表形象。更傳奇的是一位11歲的小女孩Grace Bedell也寫信給林肯作相同的建議，並說：「如果你能長出鬍子，我會叫我的兄弟投你一票；你留着鬍子會更好看，因為你的臉太薄了！」
鬍子，還是不鬍子？這似乎比起當時國家面臨分裂的難題更重要。林肯後來回信給這個小女孩道：「你不會認為這個時候才留起鬍子，會被人覺得外表很愚蠢嗎？」看來，他是認真考慮過，而且，真的，幾個月後他的下巴真的留着鬍子了。究竟他的鬍子是否他致勝的關鍵？還是「他肯聽從民眾忠告」這形象深得民心？
有評論指當時束起鬍子是都市裏流行的符號，代表他能跟上潮流；也有人認為這形象更突出他的沉穩智慧；但更有可能的，是他的這種肖像攻勢和形象工程，已成功把不利林肯議題的注意力引開，並塑造了親民的形象。林肯在當選總統以後，更在一次經過女孩老家時，特別要求與她見面。在我們這個時代看來，這簡直是一場公關真人騷，但在當時卻是一個引人入勝的傳奇故事，在女孩的老家更豎立了一座雕塑來紀念這見面事件。
林肯大規模地發放自己的肖像，在當時攝影技術還是十多廿年的歷史來說，自然產生巨大的效果。但到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電視媒體急促發展的時候，單單政治人物的外表已不能引起公眾的眼球，他們需要更多奇情的處境和影像的操控，來吸引媒體和觀眾的注意，這便產生了所謂「攝影機會」(Photo-op)的公關處境。現在「攝影機會」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甚至是過於陳腔濫調了。諸如政治人物探訪小朋友、落區巡視、與百位義工一起跳熱舞、破什麼什麼世界紀錄等等，都可歸類為Photo-op，目的是嘗試設定一些有利政治人物的處境，提供具視覺元素和吸引眼球的拍攝機會，既能塑造政治人物親民、廣納言論、親力親為、重家庭重人情味的正面形象，也能抒解媒體交出完美功課、填滿版面的壓力。問題是，媒體甘心被他們利用嗎？記者又用什麼策略來面對這種Photo-op？
哈佛大學駐校學者Kiku Adatto撰寫的《Picture Perfect: Life in the Age of the Photo Op》一書正是探討這個議題。她研究了多年美國總統的選舉工程，指出六十年代電視媒介的崛起改變了政治選舉的宣傳習慣，所有競選活動的安排都為了電視廣播而設，以往強調的政綱和sound-bite所佔的新聞時間越縮越短，而更強調畫面的奇觀和吸引。當然更決定性的事件，是在林肯當選總統約一百年後的1960年，尼克遜副總統和甘乃迪參議員首次歷史性的電視辯論，這兩位總統候選人的交鋒勝負不在辭令，而在他們強弱懸殊的外表：尼克遜一副病容，拒絕任何化妝；甘乃迪則信心滿滿狀態甚佳。單聽收音機的人還認為尼克遜贏了這次辯論，但大部分電視觀眾就憑這戰認定了甘乃迪奪得總統寶座。尼克遜在競選失敗後這樣總結：「在競選工程上，我花太多時間在我要講什麼，卻花太少時間在我的外觀上……一個電視上差勁的鏡頭，比起在演講稿上寫錯重要的字，負面效果更大。」
「在競選工程上，我花太多時間在我要講什麼，卻花太少時間在我的外觀上……一個電視上差勁的鏡頭，比起在演講稿上寫錯重要的字，負面效果更大。」
這個開創性的電視局面，造成大量為電視畫面而設計的政治虛擬事件(pseudo-event)和拍攝機會。起初電視新聞記者也不以為然，但隨着電視網絡的競爭加劇，電視新聞漸趨娛樂化，為的自然是收視率和廣告收入。於是，一方面政客向電視提供了完美無瑕的畫面和有趣的花邊新聞，另一方面電視台就為政客提供免費的政治宣傳。部分記者和監製受到不少壓力和掙扎，並嘗試採用了兩種策略：一是加強平衡報導，採訪更多不同意見的人和收集更多sound-bite；另一種是以揭開這些宣傳活動的幕後點滴如燈光、綵排、佈景等，來凸顯這些選舉工程的人工化、過於造作和不真實。不過，作者Kiku Adatto卻認為，後者往往容易墮入「越揭越吸引」的矛盾，令更多觀眾追看making-of如迪士尼電影一樣。而同樣面對排山倒海「攝影機會」的攝影記者又如何應對呢？下回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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