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獎

導演傅榆自述：如果已經沒有傷，我可能就不會哭了

拍攝紀錄片，包括《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傅榆嘗試一點點地去了解政治，不斷繼續是因為她覺得還有事情沒做完。

金馬最佳紀錄片導演周浩：混沌的真實

與其說這部紀錄片講述的是一個中國市長，不如說是中國盤根錯節的政治生態和對超負荷發展模式的多維思考。

《刺客聶隱娘》奪金馬五獎成最大贏家

《紅衣小女孩》導演程偉豪：我為什麼要拍類型片／恐怖片？

台灣導演程偉豪以紅衣小女孩這則在地化的鄉野傳奇題材出發，更替它包裝成「魔神仔」的形象，非鬼怪、也非冤魂，而是在山上迷惑人心智的精怪，誕生恐怖片的新品種。

舒米恩：夢想大眾成為哈「美」族

會不會有那麼一天，許多人因為喜歡阿美族文化到台東旅行，因為喜歡阿美族的音樂到都蘭參加阿米斯演唱會，就像哈韓哈日一樣，成為所謂的哈「美」族。

陳果專訪：不用刻意解讀，就當《三夫》是有社會意識的 AV

被訪者要麼會大說特說政治見解，更多是避而不談，陳果有時是前者，有時是後者。

金馬獎「政治化」是偶然嗎？看看奧斯卡怎樣做

阿瑟·米勒的寓意就是：在高溫考驗中一個人能不能堅守立場、抗拒熔解，完全就看個人品德……

賈選凝：一個金馬，各自表述，電影可以超越語言嗎？

如果說金馬獎在大陸是因為藝術和美學的價值而顯得格外「純粹」，那麼它在台灣卻是因著包容與尊重的力量得以源遠流長。

華文圈裡，可有一張平靜的導演椅？

頒獎給某些電影，會不會開罪某個政權這種問題，古已有之，於今為烈，「為烈」的原因是言論尺度大幅收緊，而不是電影創作這件事情的本質有了什麼變化。

中國導演在金馬：世代之爭還是與自己的搏鬥？

本屆最佳導演的致勝關鍵是什麼？一個創作者在技術提昇和格局擴張之後，如何克服瓶頸、跳脫框架、推陳出新⋯⋯

來端必看評論區：「金馬」風波中我們在爭論什麼？

「一邊對於政治話題避之唯恐不及，卻又不得不做集體表態的尷尬扭捏。另一邊，導演多年社會運動的積極參與和對話所集結出個人身份認同的公開宣示，卻意外點燃兩岸最敏感的統獨之爭。」

張碩文：中國人不談政治，金馬獎不談審美

想不到，老生常談的「不談政治」，至今依然是這一類事件的爭論核心。

太陽花紀錄片金馬獲獎感言引爆爭議，微博現明星表態潮：「中國一點都不能少」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獲「最佳紀錄片」，導演致詞遭中國大陸網絡封鎖，頒獎禮上其他導演和演員對兩岸關係的描述，同樣引發爭議，一眾明星在微博上紛紛表態，「#中国一点都不能少」的關鍵詞迅速被頂上微博熱搜。

金馬最佳新導演畢贛：我的電影只拍給野鬼和風

有影評人認為《路邊野餐》是「無與倫比的、大師級別」的作品，不過對於金馬史上最年輕的最佳新導演來說，26歲的畢贛只希望影片能「找到準確一點的觀眾，找到屬於我們的野鬼和風。」

《大佛普拉斯》導演黃信堯專訪：我的作品真是關於「底層生活」嗎？

政治運動和電影似乎都無法改變社會，黃信堯的信念戳破了某種對電影的假想，講述被熟視無睹的荒誕人生。

本土賣座神器失靈年？台灣電影2017的崩解與重建

2017年的台灣電影，很多東西崩解了，但是並沒有毀滅。在一片廢墟微塵之中，我們還是瞧見了重建的可能性。

廟、市場、警備車，楊雅喆的台北三處

他從小在廟裏，看盡裸體和「地獄的故事」；在市場內穿梭，觀察台北城裏的「籠民」生活與貧富差距；高中時代，參與台灣解嚴後警民激烈衝突的社會運動，卻在20年後被抓上警備車......。

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導演馬莉：《囚》的鏡頭就是精神病院的樹洞

「醫院就是社會騷動的縮影，你在裏面可以感覺到外部世界的樣子。」

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塔洛》：鏡子裏映照藏民的愛與痛

他能用漢語背誦毛語錄，他被如狼的愛情咬傷，他在現代文明的圍剿中無路可逃。他是藏族牧羊人塔洛。

五年一座金馬獎，從流亡導演到「香港人」應亮

一部《九月二十八日·晴》讓出身大陸、流亡香港的導演應亮成為了金馬獎「香港隊」成員，這是一份給香港的「投名狀」，一劑治人治己的「藥」，還是一種自己方式的「報恩」？

黃香：《我們的那時此刻》，金馬五十的舉重若輕

如果電影讓人懂得想像，那麼從《我們的那時此刻》投射出來的想像，絕非泛政治的認同對立，或是去政治的溫清漠視。

中國電影在金馬：《影》和《我不是藥神》入圍的指標性意義？

金馬獎即便評選方式與奧斯卡截然不同，卻面臨了同樣的拉扯——原創生猛的獨立精神與技術成熟的主流創作之間的拉扯。

馬曼容：金馬評審團的膽識，與獲獎的中國電影

對長期關注電影的影迷們而言，如何從這份名單中解讀出電影未來的動向，才是金馬獎最重要的價值。

梁良：金馬獎其實是「華語聖丹斯」

精英制的評審口味促使金馬獎越來越向非主流的作者電影和冷門風格作品傾斜，甚至在基本心態上排斥商業片，儘管那已是商業片中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