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將「男女平等」作為基本國策，如今新一屆政治局委員無女性對外界釋放出怎樣的訊號？
你認為在中國實行政治席位的「性別配額制」有何阻礙？
有評論認為，哪怕有女性進入中共高層，也不過是承載黨的意志，你是否認同？
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選出了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沒有一位女性成員進入名單，打破了20年來的不成文傳統，引發各界關注。有評論者認為，這是中國女性在政治代表性的倒退。
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中國研究者陸風鳴表示，儘管沒有女性的政治局可能會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但性別平衡並非習近平政治議程的優先考量，他更關心的是「在政治局中建立一支可靠的團隊來執行他的政策」。
儘管中國政府將「男女平等」作為國家的基本國策，但中國的權力高層一直少有女性的身影。女性從未在作為最高決策層的七人政治局常委佔有一席；現今國務院26個部門的部長，沒有一位是女性。
在各省、市及自治區的31名黨委書記中，貴州省委書記諶貽琴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在此之前，她被外界普遍預測為接替孫春蘭，出任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的熱門人選。但最終，諶貽琴只進入了中央委員會，委員會有205名委員，其中女性佔11人。
新中國權力頂層的女性
1949年以來，政治局曾經有過8位女性委員，分別是江青、葉群、吳桂賢、鄧穎超、陳慕華、吳儀、劉延東以及即將退休的孫春蘭（其中吳桂賢和陳慕華是候補委員），八人中有三人是領導人的妻子。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援引悉尼大學（University of Sydney）中國政治方向高級講師Minglu Chen的分析稱，中國官員一般通過發展其所在城市或省份的經濟實力來提昇黨內地位，而中國的女性官員卻很少得到這方面的工作。她们往往被安排進醫療、教育、文化等沒有那麼重要的領域，這極大限制了她們升職的可能性。
與此同時，匹澤學院（Pitzer College）政治研究助理教授Liu HanZhang表示，「大多數時候，當男性政治人士不想處理危機時，女性就會被推到前線」。
孫春蘭與她的前輩吳儀都曾在公共健康重大危機中承擔重要責任。2003年，吳儀接手了非典疫情的防控，在衛生部長張文康因為掩蓋疫情而被免職之後，她兼任了衛生部部長一職。
將近二十年之後的2020年初，工人出身的孫春蘭前往疫情正快速蔓延的武漢，在那裡呆了將近一百天，被認為是中南海最高層在抗疫前線的代表。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中國政治專家史宗瀚（Victor Shih）認為，現行制度對孫春蘭極不公平，當幾位資歷較薄的男同事進入常委時，她將在政治局結束自己的職業生涯。
他表示，「孫春蘭都是一位不可思議的政治家，在民主制度下，具有這些品質的政治家很可能會當選為國家領導人。」
承載黨的意志的她們能否為女性說話？
與此同時，清零政策之下，孫春蘭的一舉一動都承載了黨的意志，她成為嚴格疫情限制管控的執行者和代言人，在疫情爆發的城市，孫春蘭成為網民發洩不滿和怒火的對象。
在當下體制內，位於權力頂層的女性政治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從自身性別的角度出發，推動保護女性權益、促進性別平等的政策，似乎不容樂觀。
另一方面，在非民主的選舉體制之下，參政比例的數據，也未必能反映女性政治參與的真實情況。
根據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United State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的簡報統計，在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中，女性佔全國人大的25%和政協委員的20%。而美國國會中女性佔27%。但在美國，女性能夠擔任政治要職，包括副總統卡賀錦麗（Kamala Harris）和眾議院議長南希·裴洛西（Nancy Pelosi）。
回顧歷史，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在鄧穎超和蔡暢等婦聯領導的推動下，形成了一套建立在「委任制」基礎上的保護婦女參政名額的政策。然而，上海大學社科院教授閔冬潮認為，由上而下的保護婦女參政的政策如果沒有由下而上的基層婦女的支持與民主參與，當保障公民權利的民主系統缺失時，婦女參政就成為了「文革時期專制體制的附庸和犧牲」。
然而，女性治理和政治代表性的提升在一黨制國家仍有積極的意義。作為威權主義國家的盧旺達曾為增加婦女參政比例實行種種措施，例如設立性別事務部、在各級政府組織婦女委員會、在選舉中按照性別進行席位的配額。人類學家Jennie E. Burnet通過研究發現，「即使是由專制政權實施，從上而下的性別倡議，仍然可以導致政治主體性的確立，並為民主化與女性地位的提升鋪平道路。」
在你看來，新一屆政治局委員無一女性，對外界釋放出怎樣的訊號？
文：端傳媒實習記者波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