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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研究指非暴力群眾運動成功率急降,你如何看公民運動的未來?

在2000年代初,訴求系統變革的大規模抗議活動的成功率高達三分之二。近兩年,則已經降至六分之一。

2022年10月22日,德國首都柏林有規模集會,聲援早前在伊朗被指違反戴頭巾規定,被伊朗道德警察拘留期間死亡的22歲女子阿米尼。

2022年10月22日,德國首都柏林有規模集會,聲援早前在伊朗被指違反戴頭巾規定,被伊朗道德警察拘留期間死亡的22歲女子阿米尼。攝:Maja Hitij/Getty Images

端小二2022-10-24 發起

你如何看待現代科技在大規模公民運動中正面和負面的作用?

疫情管制措施會否對抗議抗議示威活動產生長遠的影響?

當抗議示威難以達至目的,你怎麼看公民運動的未來?

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非暴力及暴力運動與結果數據庫」(NAVCO)的統計顯示,在全球範圍內,非暴力抵抗的成功率正在急遽下降。

根據《紐約時報》對數據的總結,在2000年代初,訴求系統變革的大規模抗議活動的成功率高達三分之二。2010年代末,成功率減半至三分之一。而近兩年抗議活動的成功率,則已經降至六分之一。

21世紀是公民運動興起的世紀。在21世紀的前20年,要求推翻政府的大規模抗議運動,比整個20世紀加起來都多。

在研究社會運動的政治學家Erica Chenoweth和Maria J. Stephan2011年出版的《為何非暴力抗爭有效》(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一書中,通過研究1900年之後一個多世紀的運動與抗爭史,作者發現,相比起暴力武裝衝突,以抗議、抵制以及公民不服從為主要形式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成功率要高兩倍。

然而,我們可能正在見證這一趨勢被扭轉。近兩年,塔利班推翻阿富汗政府,美軍也從阿富汗撤軍,而緬甸和白俄羅斯的群眾運動被殘酷地鎮壓,受到國際關注的伊朗抗議活動的前景則尚不明確。閱讀Chenoweth的研究,我們得知,這是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在統計學意義來說,大規模非暴力抗爭首次失去對武裝叛亂的明顯優勢。

抗議活動的新可能與新挑戰

大規模抗議越來越難以成功,其主因是政權正變得越來越堅不可摧。根據研究,通過對運動進行監控與分化,傳播政治宣傳和虛假信息,並在危急情況下宣布緊急狀態等多種方式,政府可有效地對運動進行鎮壓。

近年來,示威抗議越來越依賴數碼技術進行組織。一條記錄警察暴力的影片,便可以迅速引發規模可觀的人群走上街頭。社交媒體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動員能力,2017年,美國的婦女遊行(2017 Women’s March)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聚集了高達350萬的支持者。

Chenoweth曾經認為,參與人數越多,運動的成功概率就越大。不過,她也指出,儘管社交媒體能夠促進運動的動員,但卻未必有能力維持它。

根據社會學者Zeynep Tufekci的觀察,在數碼時代,抗議活動的規模不再是衡量運動強度的可靠指標,民權運動在六十年代時花費九個月時間聚集起的二十餘萬人,在今天也許只需要幾條推文。然而,更多的準備意味著更嚴密的組織與更深的共識,運動也更有潛能持續下去,產生更深遠的影響。

但是,對數碼技術的依賴也可能讓運動暴露更多弱點。在數碼極權時代,政府在利用網絡審查技術識別、監視並鎮壓異議者,使用社交媒體進行大規模的政治宣傳,分化運動等方面,已變得越來越熟練。伊朗政府,則在全國範圍內直接中斷互聯網絡,降低抗議群體內部的聯絡效率,堵塞示威者向國際社會求援的通道。

疫情為管制提供新理由

儘管倒退的趨勢在COVID-19疫情前就已出現,但學者們擔憂政府可能利用大流行病擴張政府權力。國際非營利法中心(ICNL)指出,全球153個國家出台了限制集會的措施,59個國家通過了限制言論的法規,而110個國家發布緊急狀態聲明,擴大了行政部門的裁決權力。

在香港,便有反對押後立法會選舉的示威者因違反「限聚令」被捕,而香港警方亦在2020和2021年以防疫為由反對支聯會舉辦「六四」集會。

2020年,印度莫迪政府以疫情為由,實施為期三週禁止公眾聚會的禁令,有效地壓制了反對《公民法修正案》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反對者認為,該修正案排斥和歧視穆斯林。

而為應對疫情而採用的大規模監控,讓政府有能力將示威抗議扼殺在萌芽之中。河南村鎮銀行暴雷之後,準備前往省會鄭州維權的儲戶的「豫康碼」被賦「紅碼」,自由出行受到限制。在緊急衛生狀態與數字化管制的結合之下,維穩正變得更加輕易。

當抗議示威難以達至目的,你怎麼看公民運動的未來?

文:端傳媒實習記者波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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