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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日本女性大受影響,許多人開始從事「爸爸活」,你如何看?

日本社會的風氣認為,女性的「成功」之路是嫁給「工薪族」,並在家相夫教子,這種風氣是否加劇了對日本女性的歧視?

2021年8月13日日本東京池袋區,一名婦女於一家餐廳外打電話。

2021年8月13日日本東京池袋區,一名婦女於一家餐廳外打電話。攝:Soichiro Koriyama/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端小二2021-11-05 發起

你認為以支援之名,借著「爸爸活」的名義滿足自己私欲的男性應該被譴責嗎?

日本社會的風氣認為,女性的「成功」之路是嫁給「工薪族」,並在家相夫教子,這種風氣是否加劇了對日本女性的歧視?

「女性看似存在選擇,但實際上卻始終被男性主導的日本社會推着前進,一步步被逼向生活的絕境」,你認同嗎?

在日本漫長的疫情期間,非正規員工遭到解僱,而其中七成是女性。根據野村綜合研究所的調查,在疫情期間有70萬以上的女性正遭遇停工停職。而且,在2020年5月22日東京都頒布的逐漸開放的業務範圍中,未有包括小酒館、夜總會、快餐店、酒吧和性風俗店等。因此,許多從事此類行業的女性目前都面臨收入銳減的困境。

日本NHK電視台就專門做了一檔紀錄片——《疫情下的日本女性困境—擴大的性被害與生活苦》,將視角對準了這些在疫情中陷入困境的女性們。不少窮困女性在絕望之境,暗中流行了另一種賺錢方式——「爸爸活」(Sugar Daddy)。她們通過社交媒體,專用的論壇、App等方式結識男性,和他們去吃飯從而獲得酬金。

甚麼是「爸爸活」?

日本文化中的「爸爸活」(パパ活)是女性跟年長男性建立交易的關係。這些年長男性會送女性金錢、奢侈品以換取陪伴,也因為這樣,女性通常會有「多位」爸爸,而他們的關係皆建立在金錢之上。

參與「爸爸活」的男性多半是50歲左右的年齡段,女性一般年齡則在20至25歲之間,因此他們建立的關係如同貨真價實的「父女」般,所以女性會稱他們為「爸爸」。「爸爸活」的工作範圍很廣,從陪吃飯一路到陪散步的都有。

為了生計從事「爸爸活」

根據日本媒體《週刊女性PRIME》報導,疫情肆虐,日本婦女首當其衝,許多人開始從事「爸爸活」。

一位育有兩個還未上學的孩子的主婦就因為經濟拮據參與了「爸爸活」。

她表示,任職自由職業的丈夫因疫情收入激減,沒有給出足夠的生活費,也因為生活壓力經常對她口出暴言:「明明是沒有收入的家庭主婦,少說些漂亮話」、「我在外面工作你什麼都不做也太狡猾了」。為了盡量不被罵,無奈之下, 她加入了「爸爸活」這個群體。

如今,該主婦至今已經和十幾個男性去吃過飯,逐漸地也有人謀求身體上的關係,每次可以獲得幾萬日圓(幾千港幣)的援助。

其又表示自己當初因為結婚而離職,現在考慮到孩子和生活,雖然工作難堪但卻無法停止。「我沒有今後一個人養孩子,這樣走下去的自信。現在不得不生存下去,除了這樣的方法實在是想不出其他法子。」「高級的名牌,海外旅遊什麼的,這些我都不要,我只想過上普通人的不需要擔心的普通生活而已。」她說。

桃色陷阱

在不對等的交易下,過程中還會衍生出各種沒有保障的意外事件,比如性暴力,或者被拍下影片等。

比如說有一名僅18歲的女生,因為疫情失去餐廳打工的機會,所以開始從事「爸爸活」。她分享工作至今已遇到多次的性騷擾,甚至不得不取消會面機會。一名三十歲從事「爸爸活」的主婦也表示,「對方甚至不願使用避孕措施,還會被錄下視頻,想逃也逃不掉。」

不僅如此,一些女子還可能會遇到無賴男性,他們將其帶到隱密處,行事之後就溜之大吉,這讓她們既失身又得不到一分錢的報酬。由於大多數女子都是通過社交網站結識男子的,而男子在網站上完全可以用假信息註冊,因此她們即使受騙也無從查找,只能忍氣吞聲。不少女性除了受男顧客的騷擾、事後賴帳外,還有人被迫從事性交易,遭針孔攝影機側錄,最後被賣給色情網站的案例。

然而不少年輕的女子們明知道有被騙的風險,但還是不想拒絕這份工作,因為覺得如果不做這行,自己明天的錢就不知從哪兒來,難以生存下去。

不平等的社會

即使面對被騙的風險,為了生計,日本貧困女性也需要從事「爸爸活」,但這些,都只是疫情做成的嗎?其實不然,日本社會對女性無形的壓迫也要為此事負上責任。

日本一直以來奉行的是「男主外,女主內」的婚姻模式,大多數女性從小受到的規訓是「長大以後做一個家庭主婦」。因此,女性的「成功」之路,是嫁給一位「工薪族」,並在家相夫教子。每天在家門口等丈夫下班,然後遞拖鞋,放衣服,是日本主婦的刻在骨子裏的「主婦素養」。因為默認女性到了適婚年齡就要做家庭主婦,相對的也就剝奪了她們受教育、就業機會等一系列權益。直至孩子讀大學後,日本女性才能重返職場,但也可能只是做一份兼職,其餘時間仍然要留在家照顧父母和丈夫的起居。

此外,日本的稅收體制也間接鼓勵女性遵循全職太太的生活模式。根據日本的個人所得稅徵收制度,徵稅的對象金額是個人總收入,扣除依據稅法可以扣除的部分得來的。而其中一個扣除項目便是配偶扣除——撫養的配偶(不管是妻子還是丈夫),她或他的年收入是在150萬日元以下(約11萬3千元港幣),可以扣除38萬日元(約2萬6千元港幣)。

而且,絕大多數的日本公司都會付加班費,比例每間都不同,因此如果工作時數長,薪水一定是會再往上加。這樣一來,如女性的工作時間太長,收入增加,稅收金額也會上升,所以很多女性都會選擇每個月只工作固定的時數,或者成為全職家庭主婦。

除此之外,日本社會也彌漫著一種獨特的風氣:如女性在婚後還要工作,外面的人就會認為男方沒有能力保證家庭生活所需的經濟。當別人都用異樣的眼光看待男方,會導致男方的社交、工作、晉升等等方面都遭受影響。在社會的壓迫下,不少男性會將怒火和不如意發洩在妻子身上。

以上種種都反映出日本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女性的工作機會被大量剝奪,只能依靠丈夫或從事低技術的服務業甚至是風俗業。而在疫情肆虐的情況下,可以賺快錢的「爸爸活」的出現,是不少日本女性的唯一選擇。

「女性看似存在選擇,但實際上卻始終被男性主導的日本社會推着前進,一步步被逼向生活的絕境」,你認同嗎?

文:端傳媒實習記者葉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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